刘墉，清乾隆、嘉庆两朝重臣，官至体仁阁大学士，以奉公守法、清正廉洁、峭直敢谏闻名于世。其书法味厚神藏，有廊庙气度，是清代最有名的帖学大家，作书喜用浓墨，故世人又称其“浓墨宰相”。
嘉庆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刘墉于北京驴市胡同家中逝世，享年86岁。去世的当天，他还曾到南书房当值，晚上还开宴会招待客人，“至晚端坐而逝”。《啸亭杂录》记载，刘墉死时，说他“鼻注下垂一寸有余”，暗合佛语中的“善于解*”之意。不管怎样，刘墉可算得上是无疾而终，寿终正寝，功德圆满。
刘墉[清朝] - 生平事迹刘塘于清乾隆十六年（1751）中进士，一年后散馆，授编修，进入仕途，再迁侍讲。乾隆二十年（1755）十月，其父刘统勋（时任陕甘总督）因办理军务失宜下狱，刘墉受株连而遭逮治，旋得宽释，降为编修。次年六月，充广西乡试正考官。十月，提为安徽学政。任职期间，针对当时贡监生员管理的混*状况，上疏“请州县约束贡监，责令察优劣”，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补救办法，“部议准行”。
乾隆二十四年（1759）十月，调任江苏学政。在任期间，他又上疏：“生监中滋事妄为者，府州县官多所瞻顾，不加创艾。
乾隆二十七年（1762）任命他为山西省太原府知府。乾隆三十年（1765），升任冀宁道台。第二年，因任太原知府期间，失察所属阳曲县令段成功贪侵国库银两，坐罪革职，判**。乾隆帝因爱其才，特加恩诏免，发军台（清代西北两路传达军报及官文书的机构，即邮驿）效力赎罪。次年赦回，命在修书处行走。乾隆三十四年（1769），授江宁府知府，有清名。第二年，迁江西盐驿道。乾隆三十七年（1772），擢陕西按察使。第二年，其父刘统勋病故，回家服丧。
乾隆四十一年（1776）三月，刘墉服丧期满还京，清廷念刘统勋多年功绩，且察刘墉器识可用，诏授内阁学士，人直南书房。十月，任《四库全书》馆副总裁，并派办《西域图志》及《日下旧闻考》，任总裁。次年七月，充江南乡试正考官，不久，复任江苏学政。在任期间，曾劾举秦州举人徐述夔著作悖逆，要求按律惩办。是年底（乾隆四十三年），刘墉以劾举徐述菱著作悖逆事有功和督学政绩显著，迁户部右侍郎，后又调吏部右侍郎。
乾隆四十五年（1780），授湖南巡抚。时值湖南多处受灾，哀鸿遍野，无灾州县也盗案迭起，贪官污吏猖撅，百姓怨声载道。刘墉到任后，一面查明情由，据实弹劾贪官污吏，建议严办；一面稽查库存，修筑城郭，建仓储谷，赈济灾民，并准许民间开采硝石。仅一年余，库银充实，民粮丰足。刘墉赢得了百姓的爱戴。
乾隆四十六年（1781），迁刘墉为都察院左都御史。次年三月，仍入直南书房；不久，又充任三通馆总裁。此时，御史钱沣弹劾山东巡抚国泰结党营私等。刘墉奉旨偕同和�|审理山东巡抚舞弊案。刘墉至山东，假扮成道人，步行私访，查明山东连续三年受灾，而国泰邀功请赏，以荒报丰。征税时，对无力缴纳者，一律拿办；并残*进省为民**的进士、举人9人。及至济南，经审问，查清国泰已知贪赃案发，遂凑集银两妄图掩饰罪行。刘墉如实报奏朝廷，奉旨开仓赈济百姓，捉拿国泰回京。
此时，皇妃已为国泰说情，有的御史也从旁附和，和�|亦有意袒护国泰。刘墉遂以民间查访所获证据，历数国泰罪行，据理力争，终使国泰伏法。在处理国泰一案上，刘墉不畏权要，刚正无私，足智多谋，与钱沣一起挫败了皇妃及和�|等人的阻挠，成功地执行了大清律法，为民除了害。后来，民间曾据此事写成通俗小说《刘公案》，对这位“包公式”的刘大人大加颂扬。
乾隆五十四年（1789）四月，以上书房阿哥师傅们久不到书房，刘墉身为总师傅而不予纠正，被降职为侍郎。不久，授内阁学士，提督顺天学政。乾隆五十六年（1791）初，迁都察院左御史，旋擢礼部尚书，并再次兼管国子监事务。五月，又署吏部尚书。嘉庆二年（1797）四月，授刘墉为体仁阁大学士。五月，奉旨偕同尚书庆桂到山东办案，并察看黄河决口的情况。察看黄河之后，他上疏请求于秋后在决口处“堵筑”，下游“宽浚”。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嘉庆四年（1799）三月，加太子少保。后奉旨办理文华殿大学士和�|植党营私、擅权纳贿一案。刘墉不畏权势，很快查明和坤及其党羽横征*敛、搜刮民脂、**自肥等罪行20条，奏朝廷。皇上处死了和�|，没收了他的家产。
嘉庆四年底，刘墉上疏陈述漕政，对漕运中的漏洞体察至深，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嘉庆皇帝看后，深以为然。嘉庆六年（1801），刘墉充任会典馆正总裁。
刘墉[清朝] - 书法大家刘墉不仅是**家，更是著名的书法家，是帖学之集大成者。在乾隆之际，翁方纲、梁同书、王文治、刘墉并享书法声誉。当时，人们称翁、梁、王、刘“四大家”。其书法艺术成就，当推刘墉最高。
亦有以来其与翁方纲、成亲王永�w、铁保并称“翁刘成铁”。包世臣《艺舟双楫》称：“文清少习香光，壮迁坡志，七十以后潜心北朝碑版，虽精力已衰，未能深造，然意兴学识，超然尘外。”近人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称“石庵亦出董（其昌），然大厚思沉，筋摇脉聚，近世行草作浑厚一路，未有能出石庵之范围者，吾故谓石庵集帖学之成也。流传书迹较多，著有《石庵诗集》，刻有《清爱堂帖》。《小楷册》，书于嘉庆元年（1796）。纸本墨迹，凡24行，共360字。各页均纵11.8厘米，横 6.9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刘墉的书法，初看圆润软滑，若团团棉花，细审则骨络分明，内含刚劲。刘墉精于小楷，其特色由此件作品可窥一斑。他书的蝇头小楷具有擘窠大字的恢宏气象，结体丝毫不令人觉得拘紧，点画洁净讲究。尤其粗重与纤细交织在一起，加之偶尔揉入行草笔意，使得整个作品在规模的大效果中不乏生动活泼的情趣，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后世人们称许他的小楷“不仅有钟繇、王羲之、颜真卿、苏轼的法度，还深得魏、晋小楷风致”，实不为过。
刘墉[清朝] - 罗锅逸事刘墉就是家喻户晓的“刘罗锅儿”，因为他为官“忠君、爱民、清廉”，深得百姓喜爱。有关他的事迹广为流传。当代的**剧作家也很了解民众这种渴盼清官的心理，于是，刘墉成了清代大臣中“上镜率”最高的大臣之一（其他两位是和�|和纪晓岚）。在剧作家的安排下，他和大贪官和�|成了死对头和欢喜冤家，和�|在他面前总是显得笨手笨脚，经常弄巧成拙，想算计人反遭算计。乾隆皇帝对他又爱又恨、又有点无可奈何。这个人物寄托了中国老百姓太多的理想和愿望，他是智慧的化身，也是正义的化身，甚至连他的罗锅儿也让人不惟不觉其丑陋，反成为他的标志性特征。其实，荧屏上的刘墉和历史上的刘墉并不完全重合，从形象到事迹有许多地方源自剧作家的想像。 刘墉真的是罗锅儿吗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一下清代的取士、选官标准。
在封建社会，选官向来是以“身、言、书、判”作为首要条件的。所谓身，即形体，需要五官端正，仪表堂堂，否则难立官威。所谓言，即口齿清楚，语言明晰，否则有碍治事。所谓书，即字要写得工整漂亮，利于上级看他的书面报告。所谓判，即思维敏捷，审判明断，不然便会误事害人。在这四条标准之中，“身”居首位，是最重要的。因为观瞻所系，不能不特别强调。
刘墉系科甲出身，必在“身言书判”四方面合格，方可顺利过关。因此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刘墉不会是“罗锅儿”。姜纬堂先生早在1996年时，就曾在《北京晚报》上专门撰文《刘墉绰号“罗锅”考》，指出过这一点。
还有一个旁证，可以从侧面说明一定的问题。按照当时制度，举人应会试三科不中者，还可以应“大挑”一科。这一科不考文章，只论相貌，标准是“同田贯日身甲气由”八个字，以字形喻体形、相貌。“同”指长方脸，“田”指四方脸，“贯”指人的头大而身体直长，“日”指身体端直而高矮肥瘦适中。以上这四个字是好字，符合者有中选的可能；“身”指身体不正，“甲”指头大身子小，“气”指一肩高耸，“由”指头小身子大。这四个字是不好的字，沾上一个就会落选。可见，清代选官很重视被选者的相貌，所以，刘墉即使算不上仪表堂堂，总也不至于体有残疾。
当然，“刘罗锅”的称号，也事出有因。史书上记载，嘉庆帝曾称刘墉为“刘驼子”，可见他确实有些驼背。不过，刘墉当时已经年届80岁，难免会驼背弯腰，这就很可以理解了。如果以此认定刘墉年轻时即为“罗锅”，那就不准确了。可见，从形象言之，历史上的刘墉与民间传说和文艺作品中的刘墉并不一致。
刘墉[清朝] - 坎坷仕途刘墉出身于山东诸城刘氏家族。这个家族是当时的名门望族，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人很多。刘墉的曾祖父刘必显为顺治年间进士，祖父刘�ぃ�qǐ）是康熙朝有名的清官，父亲刘统勋更是一代名臣，官至东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为官清廉果敢。乾隆帝说他“遇事既神敏，秉性复刚劲，得古大臣风，终身不失正”。 刘墉生长在这样世代书香、以科举仕进为荣的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自不必言。后来他成为四库全书馆副总裁，也证明了其学识的渊深。但不知什么原因，满腹经纶的刘墉却迟迟没有参加科举考试，至少目前尚未发现他在30岁之前参加科举考试的记录。
直到乾隆十六年（1751），33岁的刘墉才因为父亲的关系，以恩荫举人身份参加了当年的会试和殿试，并获进士出身，旋改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庶吉士是翰林的预备资格，一般从科考成绩优异的进士中选拔，然后在庶常馆学习深造。期满考试合格者，授翰林院编修。清代翰林虽然薪俸较薄，但作为皇帝身边的文学侍从近臣，号称“清贵”，“有清一代宰辅，多由此选”。而且，大臣死后如果想得到皇帝赐谥的“文”字，则必须是翰林出身。所以，清代以科举仕进者尤重翰林出身。应当说，刘墉在仕途上开局良好。 刘墉任职从乾隆二十一年（1756）开始，刘墉被外放做地方官。此后20余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他由学政、知府，直至一方面的督抚大员。在做地方官期间，他基本上还是秉承了乃父刘统勋的正直干练、雷厉风行的行事风格。对科场积弊、官场恶习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整顿，为百姓做了不少实事。《诸城县志》称赞他：“砥砺风节，正身率属。自为学政知府时，即谢绝馈贿，一介不取。遇事敢为，无所顾忌，所至官吏望风畏之。”同时，他也不遗余力地贯彻乾隆皇帝的意旨，查禁书，兴文字狱，捉拿会党，积极推行文化高压政策。 刘墉做过提督安徽学政和提督江苏学政。在前往安徽赴任前，乾隆帝特意召见并赐诗，其中有“海岱高门第，瀛洲新翰林”之句。意思是，希望刘墉能够不辱门楣、有所建树。在出任江苏学政前，乾隆皇帝仍有诗相赠，可见对刘墉抱有厚望。刘墉也不辱使命，很是严肃认真。据清人笔记记载：“昔日刘石庵相国视学江苏，严肃峻厉，人多畏惮。”刘墉曾先后两次提督江苏学政，相隔近20年，为官处事风格也由峻厉刚急转为平和舒缓，但严肃认真则是一贯的。以刘墉第二次出任江苏学政时，按试扬州为例，因为把关严格，使得许多想以作弊蒙混过关者，最后不敢入场。
从乾隆十六年（1751）中进士时到乾隆三十四年（1769），刘墉浮沉宦海已经整整18年。说来，刘墉的仕途并不平坦，早在做翰林院编修时，其父刘统勋因事获罪，刘墉遭株连被革职，与诸兄弟一起下狱；后外放刘墉做安徽和江苏学政。因表现卓异，得到乾隆皇帝赏识，擢山西太原府知府。这段时间里，刘墉的官运并不怎么“亨通”。 刘墉能够在重罪之后出任江宁知府，说来还是沾了父亲的光。此时，刘统勋圣眷正隆，先后以大学士之职兼管兵部和刑部，被乾隆皇帝倚为股肱之臣。因此，在乾隆三十三年刘统勋七十寿辰之时，乾隆皇帝不仅亲书匾额志贺，还加恩刘墉以知府候补。第二年，刘墉获授江宁府知府。 刘墉也十分珍视这次机会，“颇以清介持躬，名播海内，妇人女子无不服其品谊，至以包孝肃比之”。创作于嘉庆初年的弹词《刘公案》，就是主要以刘墉在江宁知府任上决断疑案、为民做主的故事为蓝本改编而成的。虽然其中必然夹杂着弹词艺人的想像夸张和道听途说的内容，未必都是实录，但说明刘墉在短短一年的江宁知府任上，确实有政绩、有政声，是难得的贤能官吏。著名诗人袁枚也在一首诗中称赞刘墉说：“初闻领丹阳，官吏齐短�（dòu)。光风吹一年，欢风极老幼。先声将人夺，苦志将人救。抗上耸强肩，覆下纡缓袖。”意思是说，刘墉到江宁后，对下属要求严格，使其不敢耀武扬威，对百姓关爱拯其*离水火，不怕得罪上司而怕百姓受苦。
此后，刘墉历迁江西、陕西、江苏，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刘墉被授湖南巡抚。其官职全称是巡抚湖南等处地方提督军务，节制各镇，兼理粮饷，驻长沙，兼理军民事务，成为名副其实的封疆大吏。在湖南任期内，刘墉继续以前的作风，盘查仓贮，勘修城垣，整顿吏治，镇压反叛。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刘墉的政绩可谓斐然。《清史列传》上面说他：“在任年余，盘查仓库，勘修城垣，革除坐省家人陋习，抚恤武冈等州县灾民，至筹办仓谷，开采峒硝，俱察例奏请，奉旨允行。”将其所办大事都列举出来了。《湖南通志》也赞扬刘墉抚湘期间，所行诸事“民以为便”。 乾隆四十七年，刘墉奉调入京出任左都御史，命在南书房行走。当时和�|炙手可热，刘墉遂“委蛇其间，惟以滑稽悦容其间”。这又表现了刘墉为人和为官的另一面。刘墉是有社会责任感的士大夫，同时也是官场中人，他也要按照官场的规则做事，包括应付上级和同僚的圆滑趋避之术。大体说来，他任地方官、能够独当一面的时期，主要表现了清勤刚正的一面，“一时有阎罗包老之称”；入京以后，正好碰上和�|专宠于乾隆，擅弄威权，排斥异己，刘墉只好以静默自守，以滑稽模棱取容。 滑稽模棱，情非得已刘墉刚入京的几年仕途还算顺利，做到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上书房总师傅，其间还处理了一件棘手的案子。这个案子的当事人国泰是山东巡抚。其父四川总督文绶是刘墉的老上级。更关键的是，国泰的后台就是乾隆皇帝的红人和�|。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御史钱沣参劾山东巡抚国泰专横，以向皇上纳贡的名义，大肆搜刮钱财，下属历城、益都等几十个州县仓库亏空严重。乾隆皇帝对此事十分重视，责成和�|、刘墉等同钱沣一起前往核查。 国泰与和�|过从甚密。因此，和�|得到要查办国泰等的消息后，立即派家人通风报信，使得国泰有了挪用其他款项填补亏空的时间。赴山东途中，和�|还以言辞威胁钱沣。据钱泳《履园丛话》记载，刘墉深知和�|与国泰的关系，因此常与钱沣密商对策。到山东历城县后，和�|说不用彻底核对，只要抽查几十个库就可以了，并且先起身回到住所。钱沣要求先封库，第二天彻底拆封。结果发现，库里的银两“多系圆丝杂色银”。通过盘诘库吏得知，这些银两是从各商铺借来充数的。于是，出告示叫各商铺前来认领，“大呼曰：迟来即封贮入官矣”。于是，商贾纷纷前来认领，库藏为之一空。 在这件事上，刘墉自始至终支持钱沣。他的态度对于案情最终水落石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很显然，刘墉支持钱沣，同时也就得罪了和�|。从这件事我们看到，刘墉仍不失其“刚正”。此后的几年里，刘墉似乎总是在犯错误，受指责。乾隆对他显然并不满意。乾隆五十二年初，刘墉因为漏泄他和乾隆帝关于嵇璜、曹文埴（zhí）的谈话内容，不仅受到申饬，而且失去了本应获授的大学士一职。乾隆五十二年八月，乾隆委托刘墉主持祭拜文庙。因他没有行规定的一揖之礼，受到太常寺卿德保的参劾。乾隆五十三年夏天，刘墉兼理国子监，发生乡试预选考试中诸生馈送堂官的事，被御史祝德麟弹劾。结果刘墉受到处分。
乾隆五十四年二月底至三月初，负责皇子教育的上书房诸师傅因为连天阴雨没有入值。乾隆皇帝得知这个情况十分恼怒。时任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上书房总师傅的刘墉被责处得尤其严厉，降为侍郎衔，不再**南书房。乾隆皇帝还专门为此下了一道上谕，大意是说，因为刘墉是大学士刘统勋之子，念及统勋为朝廷效力多年，才对刘墉加恩擢用。而刘墉在府道任上还算勤勉，及至出任学政就不再认真办事，在湖南巡抚任上官声也平常。入京为尚书，办事情更是一味模棱两可。我曲意优容，未加谴责，原以为他会感激圣恩，勤勉办事。不想竟然发生上书房诸师傅旷工七日之久，而刘墉置若罔闻之事。并说刘墉这样事事不能尽职，于国则为不忠，于父则为不孝。其过失甚大，实在不能宽恕。应当说，措辞相当严厉。 乾隆五十八年，刘墉为当年会试主考官。因为安排失当，阅卷草率，违制和不合格的卷子很多。按规定，刘墉等至少要罚俸10余年。乾隆皇帝虽然作了宽大处理，刘墉还是被“严行申饬（ｃｈì）”。 刘墉《致友人书札》嘉庆元年，因为大学士一职空缺多时，破格增补户部尚书董诰为大学士，而资历更深的刘墉被排斥在外。而且在上谕中，又一次批评刘墉“向来不肯实心任事”。并举例说，皇帝曾向刘墉询问新选知府戴世仪可否胜任。结果刘墉对以“尚可”。而戴本来十分庸劣，断难胜任。可见，刘墉平日里对于铨选用人全未留心，只是以模棱两可之词敷衍塞责。要他“扪心内省，益加愧励”。 嘉庆二年，授刘墉体仁阁大学士，但仍旧指责他“向来不肯实心任事，行走颇懒”，并说“兹以无人，擢升此任”，可见其评价。当然，以上两条嘉庆初年的上谕，代表的仍然是乾隆帝的意见。
刘墉[清朝] - 人际关系 刘墉与乾隆乾隆、刘墉、和�|、纪晓岚（纪昀）是这些年来电视荧屏上经常出现的“欢喜冤家”，或是乾隆、刘墉、和�|一组，或是乾隆、纪晓岚、和�|一组。历史上，他们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
关于刘墉与乾隆的关系，民间有很多传说，比如说刘墉是皇太后的干儿子，那么就是乾隆的干兄弟了。还有“和�|使坏，刘墉参万岁”的传说，这个传说还被编入了传统相声《官场斗》。总之，把刘墉说成是连皇帝都不怕，连皇帝都敢捉弄的角色。当然，这些事没有什么根据，也不可能发生，只是反映了老百姓的一种良好愿望。那么，历史上的刘墉与乾隆的关系究竟怎样？
上文已经说过，刘墉是大学士刘统勋的儿子。他前期在官场中的荣辱进退，很大程度上与其父的遭际有关。而刘统勋是乾隆皇帝颇为信任的股肱之臣。所以，总的看，这个时期乾隆对刘墉还是比较关照的。刘墉被外放做安徽和江苏学政，乾隆都有诗相赠。可见关注与期许。后来，刘墉因阳曲知县段成功亏空案被判斩决，乾隆也是看在刘统勋的面子上从轻发落并重新起用。
当然，刘墉作为官场中人，自己也很注意搞好和乾隆的关系。乾隆四十二年秋天，当时任江苏学政的刘墉向乾隆皇帝奏请自行刊刻乾隆的《御制新乐府》、《全韵诗》，使之在江苏全省流布，并建议敕发各直省刊刻。这一建议自然让乾隆皇帝觉得很舒服。此后一段时间里，刘墉的官职也升迁很快。
刘墉入朝为官后，虽然多次因懒于任事、行事模棱受到乾隆皇帝申饬，但官位还算平稳。据说，乾隆六十年禅位于嘉庆时发生过一件“争大宝”之事。据当时一位参加过禅位大典的朝鲜**给其国君的报告说，临当受贺时，乾隆皇帝不肯交出印玺，刘墉于是制止群臣向新皇帝道贺，自己入内向太上皇乾隆追索大宝。“半日力争，卒得大宝而出，始行贺礼”。如果此记载属实，则证明，刘墉在大事上依旧保持着“劲直”之风，并非一味模棱。同时也隐约看出，做了很长时间上书房总师傅的刘墉，与新君嘉庆的关系似乎更密切些。
刘墉与和�|刘墉与和�|的关系，总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人们习惯于把二人的关系描述为忠奸对立、水火难容。的确，刘墉并不阿附和�|，而基本采取的是独善其身的做法。朝鲜书状官徐有闻说，“和�|专权数十年，内外诸臣，无不趋走，惟王杰、刘墉、董诰、朱��、纪昀、铁保、玉保等诸人，终不依附。”但通过前文的分析已经可以知道，当刘墉入京任职之后，他首先是调整了自己的为官处事策略，变刚直方正为滑稽模棱，所以不可能和权势遮天的和�|做针锋相对的对抗。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当乾隆帝“龙驭上宾”之后，已是体仁阁大学士的刘墉却积极参加了对和�|的处理，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乾隆帝死后的次日，嘉庆帝即夺和�|军机大臣、九门提督等职务，并复刘墉上书房总师傅一职，入内当值，以供随时咨询。随后，各省督抚及给事中，纷纷上章弹劾和�|，要求将和�|处以凌迟。不过，刘墉等人建议，和�|虽然罪大恶极，但是毕竟担任过先朝的大臣，不得不为先帝留下面子，请从次律，即赐令自尽，保其全*。
为防止有人借和�|案打击报复，避免案件扩大化，刘墉等人又及时向嘉庆帝建言，妥善做好善后事宜。结果，在处死和�|的第二天，嘉庆帝发布上谕，申明和�|一案已经办结，借以安抚人心。
和�|之案结束后，刘墉受赠太子太保。可见嘉庆帝对他的肯定。和�|之案的处理，颇得时人的称赞。由此也可见，刘墉并未因公务而泄私愤，而是充分体现了一位群臣领袖应有的风范。
刘墉和纪昀如果说刘墉与和�|处于对立面的话，那么，他与纪昀的关系则相当融洽。纪昀出自刘墉之父刘统勋的门下，两人有师兄、师弟之谊。大学士英和在其《恩福堂笔记》中记载，纪昀与刘墉关系极好，纪昀才思敏捷，刘墉字写得很好，故纪昀常请刘墉为自己写对联。比如“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是纪昀非常喜欢的诗句，生前他曾将此诗作为自挽联。纪昀去世后，刘墉即将其写下来，作为挽联相赠。
刘墉与纪昀都好收藏砚台，两人也时相赠送唱和。乾隆五十七年（1792），刘墉赠给正任都御史的纪昀一方砚台，还特意在上面题识：纪昀喜欢我的黻（fú）文砚，因而我把它送给他，而书之以铭文，“石理缜密石骨刚，赠都御史写奏章，此翁此砚真相当”。这在当时被传为佳话。蒋师瀹（ｙｕè）也题此砚说： 城南多少贵人居，歌舞繁华锦不如。 谁见空斋评砚史，白头相对两尚书。
嘉庆八年（1803），刘墉又曾送给纪昀砚一方，称：“送上古砚一方，领取韩稿一部。砚乃朴茂沉郁之格，譬之文格，为如此也。”纪昀也记载到：刘墉送我砚一方，左侧有“鹤山”字，认为是宋代的东西，但我并不以为然。但刘墉又说，“专诸巷所依托，不过苏黄米蔡数家耳。彼乌知宋有魏了翁哉？”大意是说，仿照宋代的古董，一般都宣称是苏东坡、米芾等人的东西，怎么会假冒魏了翁的名号呢？纪昀承认，刘墉所言，“是或一说矣”。
嘉庆九年，刘墉去世之前，还给纪昀送过砚，纪昀在砚上题词说，“余与石庵（刘墉）皆好蓄砚，每互相赠送。亦互相攘夺，虽至爱不能割，然彼此均恬不为意也。太平卿相，不以声色货利相矜，而惟以此事为笑乐，殆亦后来之佳话欤？”
除了写诗赠砚，两人还经常在一起畅谈佛法。可见两人感情之深，私交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