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加入中国***，从事工人运动。
1927年5月，在**“五大”上当选为**委员。
同年6月在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上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
同年10月，去苏联任**驻共产国际代表。
1928年2月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团委员。
1928年7月**在莫斯科召开六届一中全会，在共产国际支持下任****局**和****局**会**。
1931年从苏联回到中国。
1931年4月顾顺章在上海被***逮捕，之后供出***机密，包括向忠发右手一指半截的特征。
6月22日亦在上海被***逮捕，在狱中亦向***招供。
6月24日向忠发被*****于龙华。
向忠发 - 人物事迹 起家工运向忠发，1880年生于上海，出身贫寒，小学五年辍学。随父母迁回湖北原籍，14岁入汉阳兵工厂学徒，16岁转入汉阳造币厂学徒。工厂倒闭后去江西一家大户做佣人，3年后因受东家赏识介绍进入轮船公司，仅4个月即升任二副，两年后再升大副。以后几经波折，在当时国内规模较大的汉治萍公司属下的轮船上做事，并日渐因其识字较多，活动能力较强和热心助人而被吸收参加当时的汉治萍工会工作。几年之后，即1921年，他已经成为拥有上千名会员的汉治萍工会的副委员长。次年，**党员许白昊发展其加入了中国***。
在中国***的早期历史上，有四名党员是从早年土生土长的工人运动领袖中发展而来的。他们就是邓培、向忠发、王荷波和苏兆征。邓培是1921年入的党，向忠发和王荷波晚邓培一年，而苏兆征更晚他们3年，是1925年入的党。但就党内地位而言，向忠发和苏兆征最初远不如王荷波和邓培。王荷波和邓培是最早成为**委员的，在**三大与四大时，他们先后被选为**执行或候补执行委员。他们在**的工会工作中，也曾占据着相当突出的地位。直到1925年省港大**时，苏兆征才开始成为**工运的重要**人之一。而向忠发则只是在武汉地区成为革命中心之后，才开始引人注目。因此，直到**五大时，即1927年4月底至5月初，由于邓培在广州遇害，王荷波改任**监察委员，苏兆征和向忠发才取代邓培和王荷波而异军突起，同时当选**委员，开始进入******层。说向忠发在党内崭露头角很大程度是中国革命的中心北移武汉的结果，并不等于说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方，只要有了工人领袖这块金字招牌，谁都可以取得重要地位。向忠发这时的崛起，靠的还是其不同寻常的突出表现。
当国民政府的北伐军刚刚攻克岳阳，湖北区执委机关为准备北伐军进攻武汉，一度移往武昌，汉口只剩下向忠发、许白昊等4人。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由于北伐军将至，汉口的工人运动骤然高涨，作为汉口当时***和工会系统的最高负责人，他与许白昊等全力以赴，废寝忘食，成功地**了汉口此起彼伏的**斗争，很快成立了湖北省总工会，把武汉地区的工人运动迅速统一了起来，支援了北伐军的战争。在总工会成立之后，27天里武汉三镇的工会从最初的13个猛增到270个之多，有组织的工人迅速达到数十万。加上具有执法队性质的几千工人纠察队的组成，湖北总工会一时间叱咤风云，呼风唤雨，成了武汉地区举足轻重的**力量，作为总工会委员长的向忠发自然也功不可没。随着****和国民政府均移到武汉，向忠发作为令人瞩目的工人运动领袖而入选****，可以说也是情理中之事。
向忠发虽然在**五大当上了****委员，但他毕竟仍旧是一省工会系统负责人，不仅离****甚远，而且连**湖北省委的**工作也很少能够涉足。向忠发的突然得势，显然得益于共产国际1927年7月14日一纸电令。该电令称：******机关已经由于其对***的种种妥协政策而表现出严重的机会主义倾向，**全体党员必须坚决与党的**的种种机会主义倾向作斗争，改造****。而这种改造的基本任务，就是“要使工人和农民组织的领袖以及在内战时长成的党员，在党的**内取得决定的影响”。
机会主义错误是怎样产生的？按照共产国际的逻辑，**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认定，这是由于“党的指导机关里极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及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根据这样一种认识和共产国际的明确要求，“八七”会议当然要设法“将几个工人加入指导机关”。而党内现成的“工人和农民组织的领袖”还能有谁呢？那只有三个人，这就是苏兆征、向忠发、王荷波。结果，经过投票，苏兆征、向忠发均以仅有的两个全票（20票）当选**临时****局委员，王荷波则以多数票（17票）当选临时****局委员。值得注意的是，与苏兆征、王荷波不同，向忠发由于过去在武汉太引人注目，因而已于武汉政府公开分共之后被安排藏匿于汉口法租界，之后又转到湖南乡下，没有能够出席此次会议。其能在缺席的情况下以仅有的两个全票之一当选**局委员，当然不仅仅是因为共产国际有选举工人的指示，它在相当程度上也同向忠发这时在党的**层中已经给人留下比较好的印象有关。
当然，“八七”会议并不能使向忠发一步登天。在**高层**人内部，多数人对向忠发远不如对苏兆征和王荷波熟悉。加上向忠发事实上不能参加武汉的临时****局的工作，因此，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并没有特别重视向忠发的作用问题。不仅如此，罗明那兹对共产国际关于把工农领袖充实到党的核心**机关去，并使他们在党的**取得决定性影响的指示，这时也没有给予特别重视。他甚至远不如****其他知识分子**人那样重视新**的工人成份问题。当“八七”会议上许多与会知识分子出身的****人主动要求“选出工人同志来作**”时，他甚至不以为然，断言“此会无权改选**”，并表示，即使选出工人同志也还要“调查一下是否他能执行此新政策”，因为他无法判断这些工人是否能够胜任****工作。由此可知，在这一紧急时期，他所重视的仍旧是工作的能力和对**工作的熟悉问题。在他提议下组成的**局**和实际参加**工作的四个人中，工人成份的只有苏兆征一个，其余3人瞿秋白、李**以及罗亦农仍是知识分子。此后，王荷波被安排去北方**分局任书记，由共产国际代表和瞿秋白共同**的****对向忠发根本不重视，竟一个多月没有安排工作。到9月下旬，他们才决定“调向忠发到上海去搞工人运动”，但却既不给他具体任务，也不给他某种必要的名义。因此，向忠发的**局委员这时其实也只是名义上的。他不仅一次也没有参加过“八七”会议后****在武汉（从8月－9月）和上海（10月上旬）开过的20多次**会议和四次**局会议，而且自国共关系破裂以后几乎就没有接到过具体的任务。由此可知，在三位工人领袖中，向忠发这时在党内的实际地位仍旧是最低的。
一方面成为******局委员，一方面却又得不到共产国际代表和******人的重视，这自然又要让向忠发心存某种程度的不快。他当然知道共产国际主张发挥他这种工人领袖的**作用，但自己为什么得不到重用呢?他不能不开始怀疑，党的**机关的改造远没有达到共产国际的要求，党的**层知识分子仍旧占据着支配地位，这是中国***产生各种问题的主要症结.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认识在相当程度竟也正是******人的比较一致的看法。这时的****人本身大都出身于知识分子，他们却不仅真诚地相信应当由工人同志来作**，而且在实际工作中大量提拔工人，坚定地主张否定知识分子的革命性，甚至宣称知识分子的革命作用已经完结，明确决定今后原则上不再派一个知识分子去莫斯科学习，一面把一切可能提升的工人党员统统提升到**位置上来，一面却又毫不犹豫地把成百成千的革命学生和知识分子放到**里去当兵，直至最后损失殆尽。意识形态影响人们对价值观的变化能有多大，由此可见一斑。有谁能说他们不重视党的工人成份?看来，他们与向忠发这时的区别仅仅在于，他们多半很少意识到，否定知识分子其实也正是在否定他们自己。
出任中国******共产国际几乎同向忠发一样，不那么满意“八七”会议的改造结果。这种情况很容易理解，新的******核心几乎只是旧**的翻版。新**实际上的***瞿秋白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并且是陈独秀**时的重要成员；另一位**李**与瞿秋白一样，而他在1927年5月21日许克祥部在长沙发动**事变之后甚至阻止过农民对长沙的反攻，这件事更让共产国际感到不满。**中虽然也充实了一位工人领袖，但又是众所周知在退出武汉政府问题上表现软弱的苏兆征，这当然不符合共产国际理想中的工人领袖标准。因此，进一步选拔合适的工人领袖担任******责任，并且大规模地充实工人成份到****来，不能不成为共产国际这一时期反复强调的问题。只是，连共产国际**人自己也很清楚，目前要找到合适的工人领袖来担任****的**责任，还不那么容易。
机会终于送到向忠发手上来了。那是1927年10月初的事。当时共产国际在上海的代表从苏联在上海领事馆得到莫斯科的指示，要求****组织一个工农代表团秘密前往苏联参加10月革命十周年的大型庆祝活动。这时，南昌*动刚刚失败，相当一批******成员还在广东、香港不能回来，瞿秋白、苏兆征以及李**等又正在从武汉前来上海的途中，且**工作无法离开，加上各地工作同样极其紧张，难有合适的**一级人选抽调，让刚来上海不久的工人领袖、**局委员向忠发充当这个工农代表团的**人，当然是再合适没有了。因此，共产国际代表很快就通知向忠发为此进行必要的准备，以便赶在10月中旬由上海组团出发。
10月上旬，******到达上海，向忠发向**组织部长李**通报了此一情况，并商定了代表团的基本构成。李**同时表示向忠发可以以**委员身份作**驻国际代表，负责转达双方的有关信息。
10月15日，向忠发与湖北省工委负责人李震瀛一道，带2个武汉工人和5个上海工人乘苏轮安迪吉号由上海前往苏联海参崴，然后再乘火车赴莫斯科。11月初，代表团达到莫斯科，受到热烈欢迎。向忠发10月革命节当天又是参加莫斯科红场的庆祝活动，又是在电台发表广播讲话。之后接连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东方民族兄弟大会、国际苏联兄弟大会，在德国和比利时举行的反帝同盟扩大会议和反对中国白色**委员会会议等，以中国工人运动领袖和中国***代表名义到处作报告，当委员，可谓风头出尽。而向忠发的报告，包括他在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所作的关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状况的报告，确实也给共产国际**人留下了较好的印象。共产国际东方部很快就乐于让向忠发参加处理一切有关中国的具体事务问题。而向忠发也确在处理一些连共产国际东方部都感到棘手的问题上，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果断与魄力。共产国际印象最深的显然是这时向忠发处理莫斯科东方大学军事班中国学生的**问题。此一风潮发生于1928年1月间，100多名中国学生结队在共产国际办公大楼前**，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劝说无效，不得不请向忠发出面解决。向很快使事情平息下来，并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此事的最后解决，基本上是按照向忠发的提议办的。这不仅迅速奠定了向忠发在共产国际**人心目中的地位，而且也**了向忠发乘机提高自己**地位的某种欲望。
1927年11月，****临时**局在上海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突出强调了党的**机关的工人成份问题，明确提出：“中国***最重要的组织任务是－－将工农分子的新干部替换非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之干部”，绝不能使党的指导工作保持在“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手中”，从支部、到区、县、市、省的各级**机关，“必须大多数是工人同志或贫农同志”。但是，会议却没有提到对**一级**机关的改造问题。恰恰相反，由于此时王荷波被捕遇害，会后又决定派苏兆征前往苏联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并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核心内几乎不再有工人成份，新补入****会的周恩来和罗亦农，照旧是知识分子出身。
1928年1月，向忠发被共产国际从休养地召回莫斯科，准备代表****出席共产国际九次执委扩大全会。他同时得到了****11月会议的各项决议和罗明那兹在苏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受到批评的消息。这立即给了向忠发发难的理由。2月上旬，九次执委扩大全会期间组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小委员会，斯大林、布哈林与向忠发、李震瀛等都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向忠发敏感地意识到他的机会来了。当然，向忠发很聪明，他并不指望能够在中国问题委员会的会议上当着中国同事的面向****发难，而是接连写了两封信给共产国际和苏共****人。在这些信里，他非常强烈地表明了他的不满。
在这两封信里，他巧妙地利用了**11月会议决议的说法，宣称：这个决议在评价中国党的**成份时是完全正确的，即我们党的**成员大都是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他们“仅仅受着最初一时期革命**的冲动，并未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锻炼，并不知道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经验，并且是站在工人贫民的阶级斗争之外的。他们不但没有能改造成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反而将自己的**上不坚定、不彻底、不坚决的态度，不善于组织的习性，以及其他种种非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所特有的习性、习气、成见、幻想……带到中国***里来”。问题在于，决议并没有指出这种情况同样严重地存在于******机关内部。**局委员蔡和森与前任顺直省委书记彭述之间存在着严重争论，蔡和森、罗亦农与***瞿秋白有矛盾，**局委员周恩来不仅思想上右倾而且**上不那么坚定，长江局负责人之一陈乔年擅自改组长江局各级组织，原**局委员谭平山已公开与党分裂，原党的***陈独秀正在与谭平山合流。“类似这样不服从****的动摇分子还可以举出许多”。他断言，中国党近来种种失败，多半都是由于这些**者的无能，因此，“对他们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
向忠发的信立即引起了斯大林和布哈林的重视，因为这恰恰也正是他们所担心的问题。2月21日，斯大林、布哈林等人在中国委员会讨论期间，又再次听取了向忠发的有关报告。尽管，向忠发的这个报告其实是代表****做的，但他仍旧花了相当的篇幅来批评现在的****。他断言，党内现在的矛盾斗争，纯粹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特性所致。而基本的原因在于：**，中国***不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产生的，既缺乏理论准备，也缺少群众的基础，结果早期几乎没有工人党员，只是一小部分知识分子在进行活动；第二，这些知识分子基本上是由各个不同的进步组织中产生出来的，虽然在***形成之后，这些组织不复存在，但这些组织的成员之间的感情依旧存在，不同组织之间的矛盾也必然在党内有所反映；第三，由于党在理论方面相当欠缺，近些年来先后从莫斯科回国，经过相当理论训练的同志，正在日益占据党的**地位，结果，他们不可避免地与那些缺乏马列主义理论训练，但有实际工作经验、原来握有重要权力的知识分子干部产生矛盾。因此，当前中国党内的最大问题在于：（1）存在着动摇不定的机会主义**者；（2）带有小资产阶级色彩的党的高级**人互相之间争夺权力。他强调，解决这种问题的最主要方法，就是“建立工人阶级的**并巩固它”。但他并不主张采取过于激烈的组织措施，而是主张“鞭笞这样的党，但不要大张旗鼓”。
向忠发想干什么，在今天，或者在当年中国党的**人看来，应该很容易了解。但在当年，特别是在象斯大林、布哈林这样一些本质上不信任知识分子，一心试图寻找工人领袖来**中国党的外国人看来，就完全不同了。这个报告虽然在文字上或者逻辑结构上不那么让人满意，但作者分析问题的能力十分明显地给斯大林和布哈林留下了好的印象。更何况，向忠发这时也并没有表现出那种让人生疑的**野心，他不仅没有攻击**局**瞿秋白和李**，尽管他们也是知识分子出身，而且很明确地批评党在理论方面的欠缺，赞成由莫斯科训练出来的具有马列主义理论知识的干部出任**工作。这说明，向忠发并非完全没有自知之明，他这时*怕更多的只是想排斥党的高层**机关内部的部分知识分子干部，让自已在**局里的地位名符其实而已。
1927年11月****临时**局扩大会议之后，**局**很快即作出决定，向共产国际派驻自己的全权代表，以便更及时和更直接地反映自身所遇到的各种重大问题。本来，**局委员向忠发已经在莫斯科，并且已经开始起****代表的作用，但**局显然不相信几个月来始终没有参加过**局会议的向忠发能够准确地反映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为此，他们特别决定派**局**苏兆征来担任这一职务。当然，在******局给共产国际的正式函件中，****具体说明：****决定以苏兆征、向忠发和李振瀛三人组成****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苏兆征、向忠发为全权代表，而以苏兆征为书记，李振瀛为秘书。因此，当1928年3月7日，苏兆征正式通知共产国际东方部他已到任之后，向忠发也开始名正言顺地以****驻共产国际全权代表的身份进行工作了。
不用说，在国内**干部极其缺乏的情况下，不让已经在莫斯科的向忠发担任****驻共产国际的发言人，却把苏兆征派来担任**驻莫斯科的主要代表，这并不符合向忠发的愿望。但让向忠发感到满意的是，共产国际显然仍旧喜欢与他而不是与苏兆征打交道。当然，向忠发未必了解共产国际对同样是工人领袖的苏兆征不甚满意的具体原因，但经过３月份举行的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几乎人人都可以发现，苏兆征至少不如向忠发那样机敏活跃和善于言辞。因此，尽管根据主次顺序，**代表团在内部分工上，苏兆征应当负责共产国际方面的工作，向忠发则负责赤色职工国际方面的工作，实际上，共产国际东方部却仍旧要求向忠发继续他原来在共产国际的工作。结果，苏兆征虽然身为代表团书记，并在各种正式文书中挂名于前，而实际上在共产国际工作的却仍旧是向忠发，而不是苏兆征。
事情就此发生了最根本性的变化。3月下旬，共产国际作出决定，不惜冒极大风险、花大量金钱，组织大批工人作为100至110名中国***的主要代表偷渡到莫斯科来，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彻底改组****的**机关。此举意味着，共产国际对于全面改造****已经有了相当的信心。这种信心从何而来？考虑到此前共产国际始终未能确定此会的召开地点和时间，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它一方面显示出莫斯科再也不能容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占统治地位的情况存在了，一方面也是因为共产国际这时终于选中了具有中国工人领袖“金字招牌”的向忠发，决心把他推到****的最高**地位上来。毫无疑问，即使对于共产国际和苏共**来说，这也是一个极其重大的**步骤和组织步骤。通过外力的作用把一个在中国党内并不十分出众的工人，推到最高领袖的地位上来ｌ如果没有对这个工人**活动能力的相当信任，无论如何是不可想象的。当然，这时对于斯大林和布哈林等人来说，判断一个中国的**领袖的能力毕竟是两方面的，首先是他坚持共产国际所规定的阶级路线的坚定性和革命的彻底性，其次才是他为实现这一阶级路线的主要目标而进行组织、鼓动，以及调度指挥全党团结斗争的能力。对于中国党，斯大林等人这时最关心的，显然是它能否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影响，使其**权真正保持在无产阶级手中。必欲找一个工人出身的**人来担任**的最高**职务，正是为了这一目的。向忠发是工人出身，这是最重要的；而他又确实较其他共产国际所了解的中国工人领袖更有组织和指挥能力，这在斯大林等人看来，多半也就足够了。至于他的教育程度，以及受此影响综合能力如何，都不甚重要。因为凡是大的问题，都有莫斯科在指导把关呢。
那么，向忠发的反应如何呢？从已有的资料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甚至到**第六次代表大会正式开幕的前三天仍不了解事态的这种变化过程。也就是说，他事前并没有想到他会如此轻易地一步登天。还在1928年6月15日，即**六大开幕之前三天，这位未来的***在布哈林召集的**谈话会上，**次发言就讲了几句显然不符合其未来身份的自谦的话。他说：“**，我离开中国很久，很多实际情况缺乏了解；第二，我对于党的理论也知之不多，正如斯大林所说，还缺少马克思主义的观察力”。不过，向忠发的发言一上来就与众不同。当时几乎所有与会者都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以前的****和前**的某些**人，而向忠发则声称：**，中国***的机会主义错误的产生，最主要的是它的小资产阶级社会基础；第二，**的错误要批评，但不能站在个人的立场上，更不能不顾事实，把所有问题都说成是**的。向忠发的这种与众不同的态度始终坚持到六大的结束，按照周恩来后来的评价，说他当时的这种作法是“左右开弓”，既反对会议中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的倾向，又反对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右的倾向。向忠发之所以有如此表现，很显然是他这几个月在共产国际耳熏目染的结果。只是，这些看法有些是来自于国际，如他批评瞿秋白**报告受到罗明那兹理论的影响，显然是因为罗明那兹的观点早在苏联受到公开批评；他强调党的小资产阶级社会基础，也正是共产国际内部判断的中国革命失败原因的基本结论之一。但他不同意把一切问题都归结到****，批评张国焘反对农村割据和自发斗争的观点等，也确有一些自己的思考，并不纯粹是照搬共产国际的说法。
没有资料说明向忠发什么时候开始确切知道或者清楚地意识到他的**生命将出现重大转折。但从会议代表的成份上，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共产国际要改造****的决心有多大。两年前，即1927年**五大时，代表82人，工农分子仅11人，其余71人均为知识分子。而这一次，由共产国际审定的六大代表84人，工农分子即占50人，知识分子只有34人，以至周恩来后来愤愤不平地称这次的代表中其实是“*徒一大堆”。可以想象，经常参加共产国际工作的向忠发应当了解，全面加强工农分子，尤其是工人分子在****的地位，正是共产国际召开这次大会重要目的之一。至于共产国际**人准备安排向忠发担任什么样的党内工作，在6月17日分发的由共产国际审定的会议日程安排上，可以说已经初露端倪了。根据这一日程安排，向忠发被明确指定为大会开幕式和闭幕式的主持人。虽然仅仅通过这一通常更具荣誉性质的会议职务，人们一时很难看出向忠发将来在党内的地位如何，但到7月十日，即大会闭幕的前一天，就很少有人不了解共产国际的意图了。因为，共产国际代表米夫这一天正式提出了**委员候选名单，在这个36人的名单里，工人就占到了22个，而且，向忠发的名字头一次被排在了**名。在随后召开的六届一中全会上，**委员们已经不再需要共产国际代表的提示了，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推举向忠发担任会议**。紧接着，向忠发当选****局委员，****局兼**常务委员会**，正式做了中国*****任也是唯一一任工人出身的***。
具体工作做了***的向忠发当然不会再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他很快将代表工作交待给新的**代表瞿秋白和张国焘，然后与新的**局委员蔡和森，**局候补委员李立三先行转道欧洲回国工作。向忠发并非如一些材料所言，只是一个傀儡。
8月底，向忠发到达上海，并于9月2日开始正式主持****的日常工作。
上台伊始，向忠发就做了几件颇值一提的事情。一件事是开除了刚刚选出的新的**局**蔡和森的**局**和委员的职务。开除的原因只是因为蔡和森出席六大前曾一度接手顺直省委工作，因思想左倾且经验欠缺，造成顺直党盲动主义问题严重，而省内又出现极端民主化倾向和对**的严重不满情绪。根据刘少奇和陈潭秋的9月10日的调查报告，蔡和森于15日正式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主动申请免除自己的**局**和**局委员职务。尽管与会者在蔡和森等人的处分问题上均表示了看法，但大主意显然要向忠发来拿。对此，向忠发毫不客气，断言顺直党的错误大部分应由蔡和森负责，主张“对他的处罚同意本人的意见，即公布错误，退出**局”。同时认为：“此事不好好解决，新**的生命就要断送一半”。会议当即根据向忠发的意见做出了一系列有关的决议。
另一件事就是指示秘书潘问友起草和发布《中国*****委员会告全体同志书》。在这一根据向忠发意见起草的长达九千字之多的文件中，他一方面强调应当反对种种不正确的观念，包括过于重视合法运动，或者害怕群众产生幻想，反对一切合法斗争；忽视农民的革命作用，或者专注乡村工作，受农民意识所支配；轻视反帝运动，或者把发动群众的工作纯粹寄托在反帝运动上，主张以反帝运动来掩护阶级斗争，等等。另一方面，他也突出强调了必须坚决反对党内小资产阶级意识的问题。他所列举的党内小资产阶级意识的表现有：极端民主化倾向、小组织倾向、以个人意气、个人攻击代替反机会主义斗争的倾向、雇佣革命的倾向、消极怠工的倾向，以及机械地规定指导机关工人成份的比例，甚至盲目反对一切知识分子的倾向等。其意显然在宣示自己的施政纲领。
再有一件事就是提议**兼江苏省委的工作。在逐渐熟悉了****各方面的工作之后，向忠发明显地希望能够尽快地做出成绩来。为此，他大胆地提出了一系列组织上变革的设想。象总工会并工委、宣传部并农委、军部取消并组织部，**局下设军事委员会，甚至**兼江苏省委的工作，等等。这些建议基本上都得到了其他******人的赞同，然而以****来兼江苏省委的工作，在***严密统治的上海毕竟具有极大的冒险性，因此受到一些****人的怀疑，尤其是受到**六大前负责江苏工作的项英的反对。但向忠发声称：“我们受了六次大会的重大委托，我们如何来实行？新**工作至数月但有多少成绩呢？我们深深感到组织上是一个问题，的确感到工作方式之错误。我们每天都要喊中心工作，全中国的**经济中心是上海，……**兼江苏可给一般同志以很好的影响，同时群众的情绪可以很快的反映到**来”。因此，他一意坚持，根本不听项英的意见，并当面指责项英对江苏的问题总是带有感**彩，断言江苏的工作要有起色，“**兼江苏才是唯一的办法”。由于向忠发的这一提议，江苏省委与****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以至****不得不接连开了十几次大小会议加以解决。而向忠发的意见，也只是在周恩来从外地回来后提出了极为充分的反对理由，并得到几乎所有**人的支持之后，才极不情愿地放弃了。不过，他仍旧相当固执地表示：“放弃我的主张是可以的，但并不是豪（即周恩来－－引者注）说服了我”。
显然，这些事情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向忠发的工作作风和**局成员对向忠发的态度。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向忠发并不是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只会人云亦云的人。这个人脾气*燥、思想方法也较执拗，根本就不大能够听得进他人意见，远不是那种可以轻易做别人傀儡、当挂名***的人。不仅如此，他也确有一定的**观察力，有相当程度的语言表达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做事决断，很想做出点成绩来。因此，**局多数**成员虽然是知识分子出身，对他也还是比较尊重的。就使是同样工人出身，同样不大藏得住火的项英，事实上也得让他三分。即使是对通常被后人视为向忠发的主心骨的李立三，他也一样不稍客气。如1929年1月底李立三起草过一个**通告，说明当前**形势与党的主要任务，公开提出了他几个月来一直宣传的一个观点，即认为，南京政府所代表民族资产阶级，而美国因为与英日两国有矛盾，正在极力支持南京政府保持和平与稳定，因此中国资产阶级的统治正趋于暂时稳定，军阀战争不会马上到来，在这种情况下，目前党必须把如何战胜改良主义的问题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对于李立三的这种看法，向忠发一直持有异议，因此当即宣称：李立三的说法有很大的毛病，美国同样是帝国主义，不能说它与英、日有什么区别，中国资产阶级虽然有稳定的企图，却绝没有稳定的可能，即使暂时的稳定也不可能。虽然此一通告因其他**人基本赞同，向忠发不能不批准下发，但他实际上并不服气。结果，两个月后，共产国际2月指示信对**党内的这种观点提出了明确的批评，向忠发立即大翻其案，批评李立三过高估计美帝国主义和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右倾的危险”，并且声称中国同志在**分析上普遍存在一种缺点，往往因为统治阶级修了一条马路，就对统治阶级作过高的估计，认为改良主义很厉害。不难看出，说向忠发是李立三的傀儡，完全不着边际。
当然，李立三在向忠发作***期间确实起过极为重要作用。只是，李立三之所以有如此机会，也还有向忠发的作用。原来，李立三在六大时不仅不是**局**，而且不是**局委员，他只是**局的候补委员。是向忠发作出了开除了蔡和森的**局**和委员职务的决定，为李立三迅速晋升开辟了道路。并且，当1928年10月4日**局会议正式追认9月15日**会关于解除蔡和森的职务的决定后，又是向忠发提议由李立三递补因蔡和森退出**局**及委员的缺额。于是，在周恩来等**局委员回国后，李立三就正式接替蔡和森成了中国党内举足轻重的4位**之一，担任宣传部长兼党报委员会主任。
李立三早年留学法国，**活跃，思想敏锐，文字及讲话能力均较强。他从1922年起就长期从事****的工人运动，担任过各种党和群众组织的**工作，有相当的实际工作经验。但李立三一向较为偏激，1925年“五卅”运动中作为上海总工会负责人的他，就曾因激烈地主张发动武装起义而受到过指责。1927年十2月广州*动失败之后，他作为**代表，在处理*动善后工作中又因严厉打击知识分子干部，不顾事实地坚持要搞第二次广州起义而受到批评，影响了他在六大中当选中委。基于这些情况，李立三在初任**局**职务时，还比较注意务实。他之所以能够得出诸如美国对华政策与英、日不同，南京政府代表民族资产阶级，而民族资产阶级一年多来在经济上和**上正在取得明显进展之类的观点，正是这时观察问题比较实际的结果。但想不到又被***批评为过高地估计统治阶级，因而带有右倾的危险。共产国际对向忠发的看法的事实上的肯定，促使他重新走向偏激，认为：**六大所强调的反对盲动主义的任务已经完结，中国党的盲动主义客观上已经失去其存在的基础，已经到了不动的程度，现在我们所面临的是“如何消灭右倾危险”，甚至“不能既反左又反右”了。
共产国际在1929年也提出了“反右倾”的任务，但那是7月份的事了，正式传达到中国更是4个月之后的事了。而向忠发提出必须把“反右倾”当作唯一的任务，则是在1929年3月间，可算是有先见之明。作为党的***，极力反对所谓党内的右倾危险，甚至宣布说左倾盲动倾向已经不复存在，其结果自然只能使党的**层日益左转。说李立三是在这种条件下日益左倾，当不为过。当然，所谓“立三路线”的形成，向忠发还有更直接的作用。向忠发率先提出反右倾，这本来可以成为一种**资本。却不料，当11月底共产国际关于?反右倾?的决定传达到中国之后，共产国际驻上海的远东局竟通过了一个决议，指责****还左得不够，因此犯了右倾的错误。这真是天大的冤枉。向忠发知道后，立即强烈地批评远东局“是一贯的右倾的错误，吹毛求疵来指责**，掩饰他们的错误”。在与远东局接连三次面对面的争论不得结果之后，****当即提出了书面的**，并上告国际控告远东局。但在处理与远东局的争论问题上，向忠发自知不仅自身能力不及李立三，即使周恩来也不如李立三能言善辨。于是，****局作出决定，将一切有关与远东局争论的问题统统委托李立三去处理。紧接着，因**局确信?国际对中国的情况有些隔膜?，又派周恩来于1930年2月底前往莫斯科汇报工作，组织部工作亦交给李立三代管，从而使李立三有了充分展现其才能的条件。
当然，”立三路线”要想形成，还需要共产国际“批准”。向忠发一心想做出点儿石破惊天的大事业来，因此他早就在主张尽快地“动”起来了。共产国际关于“反右倾”的决定，正合向忠发的口味。恰巧****讨论如何贯彻“反右倾”精神之际，共产国际1929年10月指示信又到了。这封信中关于中国革命已经开始进入**，“已经可以而且应当”立即开始准备实行夺取**的革命行动的说法，确实更使人热*沸腾。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了，不进则退，不左则右。****迅速通过决议，表示完全拥护。而后，李立三又很快提出了一整套令人眼花缭*的关于中国革命进程的设想。这一套革命设想的基本内容就是，中国革命已经到了通过一省数省的首先*动夺取全国胜利的阶段，而中国革命的胜利必然紧接着世界革命的*发。因此，不仅共产国际应当批准**立即开始发动夺取武汉的总*动，而且苏联和共产国际也要准备采取进攻路线，配合中国革命。��不过，如果说立三提出的这一整套进攻路线的要害是“左”的话，那么这时最“左”却未必真的是李立三。因为事情很清楚，至少最早在**里面主张消灭右倾危险的，并不是李立三，而是向忠发。尽管在构制革命宏伟蓝图方面，向忠发的想象力与李立三比确实相形见绌，但在过高估计革命力量而不是过高估计敌人力量方面，向忠发毕竟从不后人。当李立三还在那里含糊其辞地说什么：“革命**一天一天接近来到我们面前”时，向忠发则直截了当：“如果明天有几万人上街，就可说是革命**到了”；当李立三还在那里主张要在文件上肯定存在着革命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以免下级发生“左”倾时，向忠发则明确主张：“取消‘斗争发展不平衡’一句”，事实上到处都有胜利可能；当李立三强调现在实际上只是农村存在明显的革命**时，向忠发更是表示“我绝对不同意”，称“这样说足以使一般同志观念动摇，将革命分作两个东西，忽略城市无产阶级**，只简单看见了几个*杆子、赤卫队”。中国革命早已不是李自成、张献忠和洪秀全的时代，“如果特别看重农村，那和洪秀全时代有何区别？”必须指出：“农村与城市不是两个东西”，由于无产阶级斗争之兴起并正在发挥**作用，因此城市斗争更尖锐。向忠发和李立三究竟谁走得更远，不是一目了然吗？
1930年6月初，所谓“立三路线”已经在向忠发的鼓励和推动下基本形成，****甚至开始从**到各省区，一概取消正常的工作机构，组织各级所谓的行动委员会，积极准备实行10月革命式的一击而中的全国*动计划，打算以进攻武汉为中心，分别组织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的*动和**。不想，这时恰恰传来消息，说是共产国际怀疑**所设想的以进攻武汉为中心的*动计划，周恩来在莫斯科则接受了关于在中国首先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思想。这等于说，中国革命并没有到全国胜利的可能，革命的发展仍然严重不平衡。****对此极为不满，紧急致电共产国际**团，明确表示“不同意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等类的割据观念”，要求国际批准他们夺取全国**的计划。随后，他们立即于1930年6月11日通过了关于“新的革命**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准备迅速动员全党展开夺权斗争。
6月11日决议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坚决反对。他们强调，共产国际正在就中国革命问题制定系统的政策文件，而****却决议在全国平行布置夺取**的工作，反对建立根据地，此种作法十分不妥，目前只应当集中一切力量争取一省或几省的胜利。对此，负责与远东局交涉的李立三明确表示，中国革命已经到关键时刻，“我们要对国际负责，同时也要对中国革命负责”。向忠发立即给支持，声称远东局总是拿些鸡毛蒜皮的小问题来进行刁难，对于这种纯粹“**式的批评，我们绝不能接受”，“一定要来一个**上的**”。同时还要向写信给周恩来和共产国际说明情况。随后，向忠发很快写信周恩来，大谈革命形势如何高涨，夺取全国**的方针如何正确，严厉指责远东局当时的临时负责人罗伯特“总是在许多细小的技术问题上吹毛求疵，搞得**不胜其烦”。断言罗伯特“把一切力量集中于一省或几省来夺取**的观点，是一种露骨的地方割据的观点，表面上很激进，但实际上是对客观情势估计不足”，“是一条极其错误的路线，而且是彻头彻尾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现在这种革命形势下，如果不能坚决贯彻这样一条路线，“就是对革命的犯罪，就是阻挠革命”。否认革命发展不平衡，批评有根据地的发展的观点为右倾机会主义的“割据”观念，断言中国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必然引起统治阶级全面围攻，非有全国范围的革命胜利不能巩固，结果只能得出中国革命的胜利必然引起世界范围的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非有苏联的直接援助和世界革命的全面*发不能真正胜利的观点。7月，随着****关于平行组织南京士兵*动、上海总同盟**，而以武汉*动为中心建立全国苏维埃**的决定正式出台，李立三不能不开始设想苏联援助和世界革命的保障问题。但这样一来，不仅立即引起以陈绍禹、博古为代表的留苏回国学生的公开反对，而且再度造成与远东局的激烈争执。
7月底，红军乘虚攻下湖南省会长沙，消息传来，使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布置夺取全国**工作的****欢欣鼓舞。谁知这时共产国际又来一电，断言中国革命主观力量太弱，全国*动计划纯属盲动。对此，****自然难以接受。8月1日和8月3日，**局接连召开会议，情绪激昂，人人批评国际不能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李立三甚至气愤地说出，“如果我们对总的路线动摇了，对国际的来电是忠实了，但对中国革命则是罪恶”的话来。他明确主张：“国际必须迅速采取进攻的路线”，苏联必须立即开始准备进攻满洲，外蒙必须立即开始准备出兵中国华北，不这样做，就“不能在中国革命中掀动全世界的大革命，作最后的阶级决战。这一问题非常严重，丝毫不能延缓。中国党应负起责任，求得国际了解”，“根据实际与国际力争”。向忠发更是直截了当，声称：国际的几次来电都表现出“还不能了解中国实际情形”，国际事实上提出了一条与前不同的不正确的路线，这“证明国际的错误”，“证明我们不仅充分执行了国际的路线，并且给国际以很多的帮助”。当然，由于周恩来没有能够让国际切实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他在**上也负有“严重责任”，“*露他右倾的危险”。因此，向忠发坚持认为**前此的路线是正确的，“如果**机械的忠实的执行国际的电报，不仅是机会主义，而且使党成为敌人奴隶的党”，成为“革命的罪人”。
作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的**人，怀疑甚至批评共产国际，扬言要帮助共产国际，这无异于“犯上作*”。李立三和向忠发由此给自己惹了大*。只不过，远东局**人对于共产国际欣赏的这位工人出身的***还不敢大张挞伐。尽管在按规定送给共产国际的****会议记录里，向忠发所表现出来的对共产国际的不敬丝毫不比李立三好一些，但远东局还是把矛头指向了这位有系统理论的知识分子出身的**人。在8月5日致****的信中，远东局声称李立三犯有反对共产国际的严重错误，并开始在下面找团**和总工会的干部搜集反对李立三的材料。对此，向忠发同样毫不含糊地挺身而出，与远东局大吵，指责远东局挑拨中国党的**，破坏党的统一。
8月6日，双方开联席会。向忠发一上来就连珠炮般地发问：远东局是否认为******局仍然存在？是否承认是******局在**中国革命？是否认为****在**上已经破产？如果承认，为什么要越过**局在中国党内搞小编作，煸动其他党员来反对**局？如果不承认，那就干脆宣布停止******局的工作好了。但罗伯特并不示弱，严厉批评李立三不应当与共产国际的路线相对抗，******局任何重要决定都必须与共产国际共同作出，在共产国际新的指示到来之前，一切*动计划必须推迟进行。对此，向忠发越听越气。当远东局秘书杰克威胁说，共产国际可以开除任何象李立三这种敢于反对共产国际并试图削弱共产国际威信的人时，向忠发不禁大发脾气，冲着杰克嚷道：“这里没有你说话的资格！”双方当即吵了起来。向忠发因此站起来大声告诉远东局负责人罗伯特：“我是以国际执行委员和*******的资格来这里讨论工作的，不是来讨论这些无原则的争论的，更不是来听那些不负责同志的发言的”。“今天或者远东局宣布解散****局并解散****，否则我们还是要继续执行我们的计划，直到我们被停止工作为止”。会议就此不欢而散对共产国际的代表大发雷霆，此事非同小可。在次日的**局会议上，向忠发承认“这是犯了**上的错误，特别对远东局不应如此”。但他同时亦表示，远东局本来只是一个传达机构，并非指导机关，却总是在枝节问题上找麻烦，如今又提出**反国际，并专门挑出李立三个人来攻击，甚至挑动中国党的干部反对党的**，这实在难以忍耐。他明确表示，****向来是集体指导，绝不能同意远东局把李立三同**局分开来批评。既然远东局不信任李立三，今后向远东局汇报工作的责任就改由邓中夏来担任。同时，**局会议迅速通过正式决议、**局致远东局的信、**局复远东局8月5日信关于李立三同志发言的材料，等，为李立三辩护。向忠发起草并属名的**局决议称：“远东局来信所引立三同志在八一与八三两次**局会议上说话，完全是断章取义，而且全非原意”，**局严重**远东局的来信，“在**上坚决反对说中国党有以冒险代替革命**与有反国际斗争的危险的结论，以及抛开**局的集体指导指摘**局个人，破坏****局两年来一贯集体指导的精神”。当然，为了设法缓和与远东局的紧张关系，向忠发在“要求远东局以后不应在枝节问题上吹毛求疵”的同时，也主动“要求远东局派人参加****局的重要**讨论的会议”，以便在目前工作异常紧张和困难的环境中，与****“共同负起**上的责任”。
仅仅设法缓和与远东局的关系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为此****特别劝说远东局联名急电共产国际，请其重新讨论******局提出的*动计划。向忠发并亲自写信给斯大林，仔细说明整个革命形势的进展情况和**的*动计划，说明尽管国际**团已覆电反对，但“我觉得国际**团未得到中国最近革命猛烈发展的实际情况的详细报告，故有这样的指示。因此除由**将实际情形报告国际请示批准**的决定外，特将目前严重形势告你，请求你的指示，并望在联共**提出，予我们以切实的援助“。他特别强调：“这一严重形势不只是中国革命的关键，而且是异常严重的世界问题，请你迅速的答复”。
斯大林真的不了解情况吗？事实上，有关中国问题的主要政策，这时恰恰都是根据斯大林的意见制定的。因此，向忠发的申诉当然不会有任何他所期望的结果。
堕落共产国际几次电报，****却仍旧顽强地坚持自己的意见，这迫使共产国际下决心派瞿秋白和周恩来回国贯彻国际指示。1930年8月19日，周恩来先行回到上海，并于22日向**局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由于周、瞿回国之际，共产国际尚未得到******局８月初的两次会议记录，因此指示只集中于说明建立苏维埃****问题、肯定根据地和红军发展的重要意义、强调革命发展不平衡的必然性，等等，不仅没有否认******局的**路线，甚至没有根本否定****关于以武汉为中心的*动布署。以至**局听了周恩来的报告后，反而认为：国际“不是根本反对武汉南京的*动，而是要我们更积极的准备武装*动”。直至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向忠发的**地位，包括李立三的**局**职务，均无任何改变，因此，****不仅没有把问题看得很严重，而且断定自己与国际之间的分歧，其实只是一些“误会”，现在已经解决了。所以，当远东局说明共产国际决定调李立三去莫斯科时，向忠发仍旧敢于表示反对，“不同意在目前工作中调立三同志去”，直到共产国际再来电报坚持，向忠发才不得不表示同意，但仍要求国际应让李立三在两个月后即赶回国内。这件事清楚地反映出，******人这时对冒犯共产国际和苏共**的严重后果，还缺乏深刻的了解。
11月中旬以后，情况全然改变了。先是陈绍禹等留苏学生预先得到俄国人大发雷霆的消息，开始公开反对李立三，要求撤销他们因批评李立三的主张而受到的处分。对此，作为*****的向忠发竟还蒙在鼓里，以至于他还敢在11月17日的宣传工作人员会议上借着批评留苏学生沈泽民，把陈绍禹等痛骂了一顿。但当天****就看到了共产国际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的信。这封信根据从远东局得到的关于李立三反对共产国际的有关报告和****8月初两次会议记录，断言李立三和其他几个**局同志已经形成了一条与共产国际对立的反列宁主义的**路线。这种情况使向忠发极为尴尬。在11月18日的会议上，向忠发心情沉重地宣读了共产国际的来信。在22日与团**举行的联席会议上，他被迫开始承认自己负有主要责任。到12月6日，他更是完全屈服了，过去那点打抱不平的劲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甚至开始畏畏缩缩地想把自己摘个干净，说什么：“我缺乏理论，过去对立三错误不能说服他，不能与他争辨”，加上“我不能写，没有帮手，使我自已觉得立三不对也不能反抗，这是我过去的责任―助长‘立三路线’”。当然，他这时还不了解陈绍禹等留苏学生背后有苏联的大手在撑腰，因此还是咬着牙不收回过去对陈绍禹等人的处分决定，并且不能容忍陈绍禹等人对**的态度，坚持要“与之斗争”。然而到12月16日，即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来到上海，并与向忠发谈过话之后，向忠发彻底老实了。他进而极其消极地提出：
“****局有改选的必要。因我工作能力不够，同时在‘立三路线’时代我应负很重大的责任，对我个人，希望允许我到下层去做工作。我的态度亦有很不好的地方，亦可影响到**上去，并且我的病体亦不能担任这一工作”。向忠发的请辞没有得到任何人的赞同，瞿秋白**个反对，肯定向忠发自六大以来****局做了很多工作。在紧接着于1930年12月29日米夫和远东局为六届四中全会拟定的改选**局委员的名单上，李立三自然被删掉了。而与“立三路线”完全不沾边的瞿秋白莫名其妙地成了三中全会“调和路线”的责任者，也因为在莫斯科时一度与米夫作对而被删掉了。再一个被删掉的是李**，而他实际上只是在六届三中全会上才补选为**委员和**局候补委员，却成了国际来信中所提到的那个支持“立三路线”的“其他**局委员”的代表，唯独“立三路线”的最高主持人向忠发岿然不动。不仅如此，在1931年1月7日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几乎所有的原**局**成员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与会者的批评指责，并被要求退出**局，就连人们这时所公认的在党内工作能力最强的周恩来也不能幸免，却没有一个人向这位***发难。虽然人人都知道，李立三很大程度上是靠向忠发这个“炮筒子”打天下的，向忠发也再度表示：“**局本身的错误，我个人要负特别的责任”，仍没有人把矛头指向向忠发。这里的原因大概只有一个，那就是：向忠发是个工人。正象参加会议的国际代表所说的，周恩来犯错误，“自然应该打他的**”，但向忠发等人“是工人同志”。言外之意，因为是工人，因此不仅“决不让他们滚旦”，就连**也不用打。甚至国际代表直截了当地说：什么叫真正的反“立三路线”？就是要“吸引工人干部，提(高)他的**水平，教育他训练他，到指导机关为党工作，这才是真正的反‘立三路线’”。结果，新改选的**局委员中，“十六人中十人是工人出身”。
虽然向忠发仗着工人出身的金字招牌保住了***的位置，但反复公开地承认错误并把自己说得几乎一无是处，结果使他明显不再象过去那样争强好胜了。他开始把宝押在陈绍禹的身上，极力想让刚刚当上**委员和**局委员的陈绍禹进入**局**，来帮助把关。因为他这次**上的严重挫折使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再不能象过去那样呈英雄了，他几次提出需要有个“帮手”。而这个帮手最好就是陈绍禹。其实他早就知道，陈绍禹是共产国际东方部米夫的最得力的干将。但过去他过于自信，竟没有把陈绍禹放在眼里。如今他翻然悔悟。虽然米夫和远东局最初并不同意让陈绍禹迅速进入**工作，但他还是每每必定拉上陈绍禹来开会，并且一反过去那股从不服输的劲头儿，即使是陈绍禹当面顶撞他，他也尽量不动肝火，好长一段时间里，每逢开会，他只是喏喏而已。不过，四中全会以后，向忠发还是做过两件对**历史有重要影响的决定。**件是不让张国焘到江西苏区去担任苏区**局的书记。四中全会结束后，远东局立即提出加强苏区**局的**问题，并建议派将要从莫斯科回国的张国焘（六届四中全会选举的**局**之一）来担任书记。对此，向忠发极力反对，称张国焘长期不在国内，对国内工作不熟悉，同时与江西苏区的毛泽东过去在一些问题上有矛盾，难以合作，在苏区工作刚刚走上正轨之际派张国焘去担任**职务，对整个工作是不利的。远东局虽然坚持认为张国焘与毛泽东之间不会产生严重问题，但最终还是同意了向忠发关于张国焘应暂时留在**熟悉工作的意见。从以后张国焘到鄂豫皖苏区后大搞一言堂的情况来看，这个决定显然为毛泽东减去一个具有重要威胁的**对手。
再一件事是让毛泽东来做即将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的**。本来，在六届三中全会以前，****曾经决定过建立中国苏维埃**政府的名单，向忠发作为****最高**人，自然也被规定为苏维埃政府的**。但在四中全会之后，远东局建议即将成立的苏维埃政府名单不必过于注重形式，群众还不熟悉者不必排在名单里。因此，关于政府**是否有必要由******来担任的问题，在**局会议上引起了争论。有人认为向忠发做政府**“没有必要”；有人则认为苏维埃**需要全国有威信的，尽管由在上海**的向忠发来做个挂名的**未必好，但“除特生（即向忠发）外，没有别的人”更有威信来做这个**了。张国焘则明确主张：“在全国威信上，还是特生好”。而向忠发却提出：自己在上海，又不能到苏区去，没有必要担任这个**职务，“我觉泽东可做**”。显然，想到应当并且可以由毛泽东来做这个**的，这时也就是向忠发了。由于这一意见最终得到了会议和共产国际的批准，毛泽东也就真的当上了苏维埃政府的**。向忠发的这一提议，很明显为毛泽东以后在**上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
但是，向忠发在**党内的作用，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也就到此为止了。**六届四中全会之后，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全党的工作重点已经开始转到苏区、红军和苏维埃**建设问题上去了，大批的干部和工人党员被先后送到各个红军根据地去，向忠发原来所熟悉的城市工作，特别是工人运动的工作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削弱。更有甚者，四中全会的召开由于违反了党的几大工会系统党团干部的意愿，因而引起了强烈的反抗，先是以何孟雄为代表的25名重要干部在开会反对四中全会时，被人告密全部牺牲，接着又是以罗章龙为代表的一批工会干部另立**，分庭抗礼。结果，包括上海在内的诸多城市工作及工会工作严重受损，从此几乎一蹶不振。面对这种情况，向忠发再也鼓不起过去那种急于想成就一番大事业的雄心了。他的***固然并非完全虚置，但他可以考虑和可以用心去筹划的工作毕竟越来越少了。理论上有陈绍禹等一大批留苏学生，实际工作上有周恩来等，他的工作只剩下一周向远东局代表汇报一次工作，参加一两次****局会议或**会议，听几个报告，发两次言而已。渐渐地，向忠发越来越消沉了。他一面因看不上陈绍禹不可一世的样子，动不动就和陈大吵，使得远东局一度为两人的关系磨破了嘴皮；一面不顾***形象，用党的经费，住洋房，养小老婆，双栖双宿，不仅弄得负责其安全和生活的周恩来等人好一段神经紧张，而且搞得部分**人对此议论纷纷。因此，周的评价是，向忠发这时“堕落”了。
其实，这期间“堕落”的又何止一个向忠发。据周恩来回忆，根据莫斯科意图改造后产生的六大**委员总共有36个，其中工人占了22个，而这22个工人委员中，除了向忠发于1931年6月22日被捕变节以外，相继投降了***的就有14个，占整个**委员三分之一还多。这也就难怪，当向忠发被捕并被*后，曾有另一位工人出身的**局委员卢福坦明确表示想要接替向忠发做***，却不被共产国际所考虑。继向忠发之后，共产国际宁肯找一些自己信得过的，即使是毫无经验的留苏学生来维持****的工作，再也不提找工人来做**领袖的事了。
被捕叛变
1928年2月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团委员。他和李震瀛还同苏联代表团斯大林、布哈林一起联合起草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草案)，并获大会通过。不久他又参加了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后留在赤色职工国际工作。
同年6月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为大会**团成员之一。他还是**六大**委员会、组织委员会、苏维埃运动委员会、妇女委员会、财政审查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和职工运动委员会的召集人。由于当时党内过分强调“**干部工人成分化”，在7月召开的**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局**、****局常务委员会**。但他实际上并未起到党的主要**人的作用。是年底回国。
1930年6月李立三主持召开了****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他作为党的主要负责人，附和李立三推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后，他虽然还是党的主要**人，但大权却被王明等人所控制。1931年4 月25日，时任******局候补委员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顾是在上海三大工人起义时期，从工人中涌现出的工人领袖，后长期主管**“特科”工作，但此人生活作风糜烂，在护送张国焘去鄂豫皖苏区后，在武汉的公开场合演魔术被特务认出后被捕，而后便叛变了。他向***献计企图把****一网打尽。我党打入敌人内部的钱壮飞同志得知此消息后，迅速向上海的党**汇报。****及时转移了上海的**机关，并在其他方面进行了积极的补救。党的***向忠发也由原来的住宅搬到党组织租的一栋楼房里，向忠发当时刚与杨秀贞结婚不久，住在楼房的一楼，党组织派陈琮英带着她自己不满一岁的女儿远志住在二楼，她的主要任务是注意杨秀贞的一切活动，为了工作的方便，陈琮英喊杨秀贞“嫂嫂”，当时陈琮英并不知道向忠发的真实身份，只知道他是一个阔商。顾顺章叛变后不久，上海的形势异常紧张，为了找到向忠发的行踪，顾顺章首先找到他过去介绍给向忠发的老婆杨秀贞当娘姨的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在顾顺章叛变后就被解雇了，顾顺章就安排这个女人查找向忠发的下落，这个女人知道杨秀贞在一家裁缝店里做的一件衣服还没有完工，就每天在裁缝店里等待杨的出现，不久杨秀贞果然来取衣服，这个女人就暗中跟着杨找到了向忠发的住处，幸好她的跟踪被察觉到了，周恩来考虑到向忠发的安全，又把向忠发接到了他的住处，并再三嘱咐不守纪律的向忠发不要外出活动。向忠发的新婚妻子杨秀贞与陈琮英一起搬到了静安寺的一个新旅馆里住下，当时杨秀贞还带着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这是她的养女，名叫鸽子。 ****为了保证***向忠发的安全，决定把他转移到**苏区去。本来**已决定同意向忠发在离开上海往**苏区前，与杨秀贞见上一面的请求，见面时间定在6 月21日上午，6月21日下午一定要离开，向忠发却违背组织的规定，6月21日，在周恩来的住处趁周恩来外出之机，偷偷地溜出来，私自到旅馆内去看他的老婆，当时陈琮英在旅馆里多次提醒、催促他即刻离开，但向忠发置之不理，并在旅馆内住了一夜，其实向忠发的行踪早被人盯上了，6月22日早上向忠发走出旅馆，到原来他经常要出租车的一家英商“探勒”汽车行要车时，被埋伏在那里的特务当场抓获，出卖他的就是该车行的会计叶荣生，叶曾在上海互济会工作过，听过向忠发的报告，认识向忠发，敌人根据顾顺章提供的向忠发少半截手指的特征，将向忠发逮捕。 当时负责**“特科”的周恩来知道向忠发被捕后，即刻组织人员营救。但执行任务的同志派出去不久，就回来了，因为向忠发已经叛变了。为了证实消息是否可靠，周恩来同志亲自到小沙渡后头的高堤上，从这个地方可以远远看见他自己住的地方的后窗户，看到的是窗帘拉开的暗号，知道敌人正在搜捕他的住所。其实向忠发被捕后就出卖了周恩来，敌人来搜查时，刚巧周恩来不在家，邓颖超及时知道消息后，又外出通知有关同志转移，家中只有两位老人，一位是邓颖超的老母亲杨振德，一位是夏之栩的母亲夏娘娘，敌人打了夏娘娘，见是两位老太太，也就没有抓走她们，只是派人守在家中等周恩来回来。所以周恩来对此事十分清楚。1967年5月19 日周恩来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明确指出过向忠发的叛变，并在信中附加道：“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后叛变，处死，有两处机关破坏。”1972年6 月，周恩来在一次谈话中证实了他当时的见闻，他说向忠发这个***，在上海住着一套好房子，还搞了一个名叫杨秀贞的**，每天吃喝玩乐。杨秀贞被捕后，还不承认向忠发是党员，可是向忠发被捕后立即承认自己是党员，并做了叛徒，他的节*还不如一个**。 向忠发被捕后，就向敌人求饶，他首先提供了陈琮英的住址，致使陈琮英与杨秀贞被捕，在巡捕房里，向忠发一看见陈琮英，就指着陈用湖北话告诉敌人说：“她就是任弼时的老婆”。敌人并没有听懂他的湖北话，也就没有在意，向忠发又转过头对陈琮英说：“人家都知道了，你就都讲了吧。”敌人接着问了陈琮英几句话，就匆匆忙忙地按向忠发提供的地址去抓捕周恩来、瞿秋白等****人去了。所以当时身为**机关机要交通员的陈琮英亲眼目睹了向忠发向敌人卑躬屈膝的丑态。向忠发除了向敌人提供了在小沙渡周恩来的住处外，还向敌人提供了**机要处的地址，这个地方是**负责人看文件的机关，造成机要处人员张越霞、张纪恩被捕。女牢中当时党的负责人李沐英回忆说：“张越霞同志曾对我说，向忠发被捕后就叛变了，对敌人什么都说，还说我党分成几派，等等。” 被捕的另一位机要员张纪恩在《党史资料丛刊》1979年**辑上，发表了他的《周恩来同志在上海革命活动片断及其他》一文，文章中提出：向忠发是不是叛徒，值得研究。其实这种怀疑说不通，这个道理很简单，向忠发是6月22 日上午被捕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熊式辉急于报功，立即给南京的蒋介石发去了电报，蒋当时不在南京，电报又转至庐山，蒋介石接到电报就批复就地处决。向忠发叛变后，熊式辉又给蒋介石发去了第二封电报，恰在这时蒋介石的电报批复已到，加上向忠发提供的情报处处让敌人扑空，这让熊式辉十分失望，按蒋介石的电报，6月24日便把向忠发*决了，而张纪恩是6月23日被捕，这样向忠发也就根本没有时间去指认张纪恩了，更谈不上两个人去对质了。所以说是敌人没有给向忠发留时间去指认陈琮英、张越霞、张纪恩、关向应、余昌生、乔生发等人。 向忠发被*决后，狱中的陈琮英等人，始终不承认***员的身份，她们还积极做杨秀贞的工作，杨秀贞没有对他们进行指认，敌人没有任何证据，加上狱外党组织的积极营救，最终他们一个个出狱了。毛泽东在杭州接见外宾时说过，向忠发被捕后，给敌人带路抓人，敌人把人抓完后，把他也*了。邓颖超在世时，又有人写文章质疑向忠发的叛变问题，邓颖超亲自撰写文章进行澄清。历史毕竟是历史，不是仅从历史资料中找几个疑点就能推翻的。周恩来把他称作：“气节还不如一个**。” 杨秀贞并非**党员，虽说她知道向忠发的**身份，受审讯时一开始并不承认向忠发是**党员。当时特务们问她知道不知道向忠发的身份。她摇头说不知道，特务们又动刑问她知道不知道。她还是说不知道。最后她终于说知道了，而其过程却是如此的让人愤恼。竟然是身为*******的向忠发先叛变了，然后走到杨秀贞的那里对着中统特务们依然说道：交代了吧，他们都知道了。 。向忠发在被捕后的第二天，被引渡到淞沪警备司令部。警备司令熊式辉立即电告正在庐山上的蒋介石。由于向忠发已供不出别的**秘密机关，蒋介石下令将其就地*决。这样，向忠发在被捕后的第三天�D�D六月二十四日，便被押上刑场。行刑前，他跪在地上，苦苦哀求饶他一命，但无情的子弹还是照样结束了他的生命。
向忠发 - 人物评价向忠发、林彪等曾在**党史上担任过重要**职务，最终叛党、叛变了革命的人物，**党史人物研究者们也改变了过去那种说“好”就全都好，说“坏”就全都坏的形而上学倾向，贯彻了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精神。
对向忠发，研究者不因他的叛变完全否定他的历史，肯定他曾是大革命时期武汉工人运动的领袖，为北伐的胜利做过有益工作。他当上***后，也并不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人云亦云的傀儡，挂名的***。他在一些问题上是有自己的看法的。
1930年在****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争论中敢于坚持己见(虽然他的看法是错误的)。再如，**六届四中全会后，在是否派张国焘到江西苏区担任苏区**局书记问题上他是持反对意见的；在是否让毛泽东作即将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问题上，他做出了正确决策，提出让毛泽东当**。
根据张戎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转述徐恩曾的说法，是瑞金的**苏区派人故意告密而逮捕向忠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