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克文，男，京剧、昆曲票友。为袁世凯次子，是袁世凯使韩时，韩王所赠姬人金氏所生，克文在汉城出生前，世凯梦见韩王送来一�花斑的，用锁链�著豹，跳跃踉�，忽然扭断锁链，直奔内室生克文，所以世凯赐克文字豹岑，抱存、寒云都是后来他的别署。
袁克文 - 生辰出生于1890年，光绪十六年（庚寅）；逝世于1931年3月，农历庚午年；享年41岁。
袁克文 - 生平袁克文最喜彩串昆剧《千忠戮・惨睹》一曲，其唱“[倾怀玉芙蓉]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四大皆空相，历尽了渺渺程途，漠漠平林，垒垒高山，滚滚长江，但见那寒云惨雾和愁织，受不尽苦雨凄风带怨长。雄城壮，看江山无恙，谁识我一瓢一笠到襄阳”时，慷慨激昂，自为寒云之曲。 张伯驹《春游纪梦》中说：“洪宪前岁，先父寿日，项城命寒云来拜寿。时寒云从赵子敬学昆曲，已能登场，但不便演，介绍曲家演昆曲三场，后为谭鑫培之京戏，时已深夜，座客皆倦，又对昆曲非知音者，乃忍睡提神，以待谭剧。”洪宪前岁的一九一五年，正是袁克文对戏曲最迷恋的时候，当时昆曲在京城已是问津者少，坚持这种高雅审美趣味的人也已不是太多。在张伯驹父亲寿辰时连演三场昆曲，纯粹是为了袁寒云的爱好，观客“忍睡提神”也是“陪看”的意思。 一九一五年，岁在乙卯，正是袁世凯酝酿称帝闹得最热闹的时候，“洪宪热”中“克定（袁世凯之长子）伪印《顺天时报》，皆言日本如何赞成帝制”，是当时最愚蠢的创新，“洪宪前，各省**代表列队**至新华门前，高呼万岁，完毕，每人各赠路费百元，远道者二百元，各代表请增费，至于狂骂，后各增二百元，纠葛始寝”（张伯驹《春游记梦・洪宪纪事诗补注》）。以行政命令组织各地代表公费进京**推戴，是对中国古老的“劝进”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滑稽**。在袁世凯和袁克定忙于政事的时候，袁二公子却在忙于看戏和演戏。《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中记载： 乙卯年北京闹洪宪热，人麋集都下，争尚戏迷……当时袁氏诸子、要人、文客长包两班头二排。 张勋入京，集都下名角于江西会馆，演戏三日。克文亦粉墨登场，采串《千忠戮》昆曲一阕。名士诗人，揣摩风气，咸伏梅兰芳等谱曲，被之管弦，著于歌咏。定北海为教坊，奉克文克梁为传头，袍笏演奏，殆无虚日。此金台昆曲最盛时代也。 《千忠戮》是李玉所做传奇，袁克文喜欢串演其中的《惨睹》一出，无非或爱唱词的词采，或对建文这一角色有特别的兴趣。这时，袁克文正有“体消瘦，貌清癯，玉骨横秋，若不胜衣”（张伯驹《续洪宪纪事诗补注》）的外表，装扮起来，也是风度翩翩的。 一年以后，袁世凯驾鹤西去，“洪宪”也翻然成为历史，袁克文再演《惨睹》（一名《八阳》），心境就大有不同了。张伯驹云： 项城逝世后，寒云与红豆馆主溥侗（溥仪之族弟）时演昆曲，寒云演《惨睹》一剧，饰建文帝维肖……寒云演此剧，悲歌苍凉，似作先皇之哭。后寒云又喜演《审头刺汤》一剧，自饰汤勤。回看龙虎英雄，门下厮养，有多少忘恩负义之事，不啻现身说法矣。 洪宪之后，袁克文饰演建文帝，于表演歌唱中注入了内心的苍凉之慨。刘成禺《寒云歌――都门观袁二公子演剧作》或许真的道出了寒云公子内心的隐衷：“阿父皇袍初试身，长兄玉册已铭勋。可惜老谋太匆遽，苍龙九子未生鳞。输革满盘棋已枯，一身琴剑落江湖。”袁克文串演《八阳》犹如登台说法，竟达到了台上台下的心灵沟通。“苍凉一曲万声静，坐客三千齐辍茗。英雄已化劫余灰，公子尚留可怜影。”他在《审头刺汤》中饰演与建文帝角色完全不同的丑角――忘恩负义，恩将仇报的势利小人汤勤，也有登场寄慨的含义。反复“人情薄如纸，两年几度阅沧桑”（《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的凄怆之感。两个剧后来就成了“名票”袁寒云的代表剧目，也成为当时一些圈子里议论的话题。 说袁寒云是“名票”并非夸张，徐凌霄在《纪念曲家袁寒云》（《剧学月刊》一九三三年二卷一期）中说他是“研音律，善昆腔之曲家”，“袍笏登场，能演能做之名演员”，他“度曲纯雅，登场老道，有非老票所能及”者，竟是度曲和登场两擅的全才。一九一八年袁寒云创立过票房“温白社”，工于演剧的清皇室贵族溥侗，与寒云公子同社，“温白社”全盛时，“一面会集曲友排演于江西会馆，一面与同好作文酒之会，讨论剧曲，兴趣弥浓。交换知识，研求有得，则笔而书之，以寄京园”，当时徐凌霄主持《京园剧刊》，上面登载过袁寒云对昆曲的研究文章，据徐氏说，寒云文章中对南曲昆系字音演变的梳理，对于“吴乡昆班，古法亦失”，“维教学者之歌尚有遵循，规矩因赖以不坠”的看法，对演剧“不可如俗伶‘泥’守成法，亦不可如妄人，任意‘*’改”的看法，都自有见地。袁寒云作为票友，已忘贵公子的身份。“温白社”中票友多为出身高贵的名流，当时北平城里的“四大公子”，除张学良外，溥侗、寒云和张伯驹均在社内，有资格到社中教戏和配戏的伶人，也都非闲之辈：袁寒云与王凤卿合演《审头刺汤》，与程继仙合演《奇双会》，与溥侗、张伯驹，以及名伶九阵风、钱宝森、许德义同过台，也并非有戏就票。他表演追求高贵风雅，选择的戏码也有偏向要传达某种意绪的考量。即使衣冠优孟，也是“出入乐府，文采灿然”，“随所妆演，无不摹拟曲尽。宛若身当其处”（臧晋叔《元曲选序》）。袁克文一生可以用“贵公子，纯文人”六个字来概括：他不必为衣食奔忙，一生都在追求一种任情任性的生活，他喜欢金石书法，集联填词，冶游嫖妓，粉墨登场，兼及传统文化和二十世纪初的新潮时尚，在享受上，也可以说是达到了极致。 《袁寒云轶事》说，天津有人说袁寒云“以色亡其身”，“死于花柳病”。唐鲁孙说袁克文于“民国二十年三月间以猩红热不治，享年四十有二”，又是众说纷坛。 袁寒云一生，交友无数，虽然都是笔墨文翰之交，筵宴冶游之友，真心怀念仓皇人也不少，他的丧事算得上风光旖旎，据唐鲁孙说“灵堂里挽联挽诗，层层叠叠，多到无法悬挂”。张伯驹所书挽联为： 天涯落拓，故国荒凉，有酒且高歌，谁怜旧日王孙，新亭涕泪；芳草凄迷，斜阳暗淡，逢春复伤逝，忍对无边风月，如此江山。 唐鲁孙认为最贴切也最出色的挽联是梁众异的： 穷巷鲁朱家，游侠声名动三府；高门魏无忌，饮醇心事入重泉。 天津西沽，曾是寒云公子的埋骨之地。
袁克文 - 活动年表1930年8月6日，农历庚午年闰六月十二日，辰时：陈德霖出殡
袁克文 - 是骄公子也是真名士在中国近代藏书史上，有一位身份很特殊的人物，那就是“民国四公子”之一、袁世凯的儿子袁克文。他短暂的一生中过过挥金如土的生活，也曾有过变卖家当的困窘。爱好舞文弄墨、喜欢票戏、更多风流韵事，但最为人熟知并称道其精神的就是他在藏书上的嗜好。 “百百宋楼藏”不想输给大藏家在袁世凯众多的儿子中，惟有袁克文多才多艺，不仅工诗文，精金石，而且能书善画，富于收藏。他的收藏也是多方面的，包括古书、金石、书画、钱币、邮票等等。在图书收藏方面，袁克文不以多为能，而以精为胜。收藏时间虽不长，然论藏书之精，近百年藏书史上，大概无人能与袁克文相比。 初期，袁克文收有宋版书达百种，并把藏书楼取名为“百宋书藏”，又因为清代著名藏书家黄丕烈的藏书阁有“百宋一厘”的名称，重新改名叫“后百宋一厘”。当时宋版书流传到明代时就已按页论价，100种宋版的规模实在非同小可，而袁克文的“后百宋”之名更有凌驾黄丕烈之上的意思。后来，袁克文所藏宋版书增至200部，又把自己的楼名改为“百百宋楼藏”。有意思的是，这“百百宋”的名字，也是起于清末四大藏书家之一陆心源的“百百宋楼”。当时袁克文以一代贵公子的身份，怎么肯输给小小的陆心源。 袁克文还收藏有宋巾箱本《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周礼》、《孝经》、《论语》、《孟子》等8部经书，书中字画细如发丝，精丽无比。他十分喜爱，专门开辟了“八经阁”来贮藏。 生计日窘变卖一生珍藏 在袁世凯“登帝试服”的当天，袁世凯的其他几个“皇子”都乐不可支，纷纷穿上礼服摄影留念，惟独袁克文一人不试**，置若罔闻。为了表明自己对父亲“登基”的反对，他特作《明志》诗一首，以抒襟怀。袁世凯震怒异常，本来在他众多的儿子中，特别钟爱袁克文，但这次袁克文“冒犯天条”直斥其言，势必要遭到严厉责罚。袁克文闻讯大惊，以为*在不测，便连夜收拾细软搬出了中南海，在友人的接应下躲到了天津。在避难的这段时间，倒也乐得清散，沉醉于自己的收藏和名士生活。 时人对袁克文公子生涯的评价，除了肯定他的才华外，另一深刻印象就是风流倜傥、挥金如土。袁克文除擅长书法、作诗、填词、写文章外，还爱唱昆曲，小生、丑角都扮演得很好。他的拿手好戏是《长生殿》、《游园惊梦》，当时袁克文包场唱这两场戏，据说花费了三四千银元。 袁世凯死后不久，因为袁克文花钱如流水，所以他从他父亲那里分得的十几万银元的遗产很快就用光了，可他又放不下架子，因此不得不靠卖字、卖文来维持生活。据说他的字写得很好，三杯酒下肚，写起字来纵横驰骋，豪情奔放，大有苏东坡之风。就算在囊中空空如也的情况下，他依然与当地名士如影随形，直到1931年病逝。 袁克文藏书的散逸，大约在袁世凯死后不久。当时袁克文寄居上海，生计日窘，不得不抵押珍藏善本。最为藏书界所熟知的是他收录的宋刻本《鱼玄机集》，本是黄丕烈旧藏，而且跋识累累，传承有序，很是难得。当时，袁克文因急需现款，就把该书集和一箱古钱币抵押给人，筹了3000元银元。后来，一度官至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傅增湘不惜重金也要得到该书，袁克文就赎回了此集让归傅氏，在这本书上留有袁克文多枚藏书印章。目前，《鱼玄机集》存放在北京图书馆。 “民国四公子”式的名士收藏 平心而论，袁克文的嗜古与收藏，不是收藏家之好，而只是贵公子的一种消遣，一旦性情使尽就视若浮云，虽然袁克文也曾学收藏家的口气，刻过“与身俱存亡”之类的印章，专门印在他最珍爱的书上，但生活困窘之时，还是拿来换钱或者易物了。不过打从收藏之日起，袁公子收藏东西对于是否吃亏、贬值，都不怎么计较。其实这种出于兴趣使然，兴尽就不强留，不以是否吃亏赢利为目的的收藏精神，倒真值得现在人学习。 袁克文又是著名的邮票收藏家。他于1926年初开始集邮，经天津邮商张维廉的介绍，以1000银元的价格从德国侨民苏尔芝手中购得福州、汉口“临时中立”时的正式发行票12种，由此引起了他对搜罗珍邮的兴趣。1927年，军阀张宗昌委派袁克文携带3万银元赴上海办报。到上海后，他每遇珍品邮票，从不吝重价竞购，使他一跃成为显赫一时的邮票集藏名家。 袁克文生有四子三女，皆为知识分子。其中家彰、家骝留学美国，皆学有所成，且均加入美籍并定居。袁家骝1973年曾偕其夫人、原子物理学家吴健雄访华，周总理接见了他们，并对袁家骝说：“你们袁家的人一代比一代进步了！”
袁克文 - 事业发展 古钱币勤于致力古钱币研究：寒云不仅长于文艺，而致力于学术方面更为宽广，主要从事善本书和金石书画考证，精鉴赏，富收藏，成就昭然。先后所得宋本书29种116册，自署“�宋书藏”，坐拥书城，有直驾黄丕烈‘百宋一廛’之上意。得宋刻巾箱本《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周礼》、《孝经》、《论语》、《孟子》，辟八经室储之。著有宋本书提要书稿，后由周叔�先生为之刊出，题为《寒云手写所藏宋本提要廿九种》。举此数事略可知其于古籍版本学之造诣。他在收藏书画名迹和古器物，亦颇有所得，并勤于考证张之。就其研究功力深，发表论著多，则要算古代钱币之属。 他对古钱币发生兴趣，始于光绪末年，受方地山影响。著意于集藏和研究古币，乃起于袁世凯帝制自为期间，可能与表明无争取立储之意不无关系。从他公开发表的所藏钱而言，多属中等以上的名誉品。如郢爰金钣、文信、一刀平五千、大泉二千、郭记面牌、宣和元宝小平银钱、准五百文省铜�牌、阜昌元宝小平和高昌吉利等钱，皆不可猝得之品，由此见其泉学之深。其言泉文章，多数是刊载在上海《晶报》、《半月》等杂志，《古泉杂诗》数十首则在《小京报》上连载。这些说泉诗文，多是在民国十年前后发表。其中在杂志上连载的专著有《泉简甲编》一卷、《古逸币志》、《泉摭》、《述货》等，均未出过单行本，见到的都是剪报本。他的谈泉文字短小精致，多属标榜师友间藏泉之作，以文词雅洁、富有知识性趣味性见胜，一时颇得时誉。其藏泉又不囿于中国古制，外国金银币兼收并求，事见《寒云日记》中。又选取自藏的外国金银货币二百余品，每纸均以精楷亲加题注，装拓为四册，名为《世界古今货币一斑》。共装拓两部，一自存，一让人。往承周叔�丈见告，寒云赠给他泉谱四册，已连同其他善本书捐赠给天津图书馆。当时未能详细叩问书的内容，不知是否即《世界古今货币一斑》一书? 二十年代中，东南一带的泉币学家云集上海，一时甚为活跃，寒云是中坚分子之一。1926年，张叔驯在上海创办古泉学社，由程文龙董理其事，寒云和罗振玉、董康、宝熙、陈敬弟、周德馨、陶洙、方尔谦、张丹斧、宣哲、刘体智等皆其社中人，都是知名人士。1927年之后，寒云似乎未再发表过泉文，可能和他后来的坎坷际遇有关系。以至后来鬻字为生，晚年穷愁潦倒，于1931年3月22日病逝在天津。
人物书画寒云身后留下来的除了论泉等文章外，要算他的书法作品和画迹为识者称重。他曾经在天津和上海报刊上揭示笔单，公开卖字卖画，留存下来的字幅较多，画件则殊少。袁克文书法作品(20张) 寒云初习颜平原书法，继则博览唐宋名迹，而得益于金石牌版为多。其在学书上，是广益多师，学而善变，年方二十已形成自家书法风格。篆隶真草诸体，无不精通。笔者见藏寒云书法真迹精品，无虑数十件之多，皆是正书作品，篆书绝少，隶书亦不多见。往闻陈巨来藏有寒云篆书长联和隶书横幅各一事，他家则未之见。长篇巨制珍品，则要推寒云手写本《寒云日记》，惜原本久已不知流落何所，现在所能见到的只有刘少岩在1936年按原大影印两册本《寒云日记》。这一朱墨套印本，天地头阔大，纸印精美，如今已成为罕见珍本了。这里发表的一开袁寒云题曹?印书件，原是古籍版本专家潘景郑(承弼)师珍藏品，后知我集泉家书札，特为见赐者。
卖字生活袁克文自小师从硕儒严修等人，深得他们的指教和熏陶，加之他刻苦用功，所以诗词歌赋无一不精、琴棋书画俱是行家。严修在天津被誉为近代津门四大书家之一(即华世奎、孟广慧、严范孙、赵元礼)，克文作为他的入室**，得其真传，真、草、隶、篆全都精妙，信手挥洒，尽至臻境。袁克文曾在临帖上面花费不少工夫，尤其是《兰亭集序》碑，更为他所钟爱，为此他曾搜集了许多《兰亭集序》碑的拓片。说起《兰亭集序》还有一段佳话。昔日吴步蟾(字茂才)有一名贵的《落水兰亭帖》，十分难得。因吴是虞族人，故帖后还有鲜于学士的跋，此帖乃得自海源阁杨至堂家，其中尚夹有包慎伯、丁俭卿致杨至堂论《落水兰亭帖》信各一札。洪宪时，吴步蟾因上书劝阻帝制，被一伙热衷帝制的爪牙所难，几遭不测。于是，吴怀抱祖传的《落水兰亭帖》求售于王式通。王是识货的行家，便留吴便饭，仔细赏玩此帖。恰好袁克文来访，王将此事告知后，克文慨然说:“我愿意送你到天津，然后乘船回南。”袁克文将《落水兰亭帖》留下，遂陪同吴茂才一起赴前门车站。可是，到了车站袁克文才发现自己竟然是囊空如洗，一文不名，只好向仆从借了五元钱，买了一张车票送吴茂才去了天津。吴茂才感动地说:“《落水兰亭帖》应该改名为《五元一命兰亭帖》了。”袁克文回来，对《落水兰亭帖》爱不释手，日日临摹，并按吴步蟾的一句戏言，在帖上题《五元一命兰亭帖》。吴步蟾回家便以村塾自隐，及至段祺瑞执政时，有京兆尹某人又邀请吴茂才北上参政，吴坚辞不就，且说:“我可没有第二个《落水兰亭帖》，再说，世上也没有第二个寒云公子。五元难得，一命难全，我再也不进京了。”此帖后转辗到了于右任的手中，足称得上是一段文坛逸闻了。一方面因为他的特殊身份，一方面也是因为袁克文的字的确到了火候，所以无论他走到哪里，总是有人找他求字。袁克文的字体清俊超逸，毫无匠气，既有云霞意气，又抱泉石襟怀，自然不同凡响。他兴致所来，遂到处留墨，囊中羞涩了，便挂笔单，煮字疗饥。他每次南游，都是来时肥马轻裘，回去时典当俱尽，他是公子哥的脾气，不愿开口向人告帮，便只有卖字一途。有一年他在上海时，住在大东旅馆，看看过不下去，登报鬻书，由方地山、宣古愚、张丹斧、冯小隐、范君博、余大雄等代订笔单小引云:寒云主人好古知书，深得三代汉魏之神髓，主人愈穷而书愈工，泛游江海，求书者不遐应，爰为拟定书例。民国十六年(1927)夏，在北返之前，他自订笔单，小引云:三月南游，羁迟海上，一楼寂处，囊橐萧然，已笑典裘，更愁易米，拙书可鬻，阿堵傥来，用自遣怀，聊将苟活。嗜痂逐臭，或有其人，廿日为期，过兹行矣，彼来求者，立等可焉。就这样十两、八两一副对联，居然求者盈门，还有是他的**介绍而来。二十天之期走不成，他有了钱也不想走了。这年的冬天，他又北返天津，大概钱又用光了，便在《北洋画报》上登出“寒云卖字”的广告:联屏、直幅、横幅整纸每尺二元，半纸每尺一元。折扇每件六元，过大、过小别议。以上皆以行书为率，篆倍直，楷、隶加半，点品别议。先润后书，亲友减半，磨墨费加一成。在他钱袋最紧的时候，从不向那些政坛上的过客们伸手、张嘴，“打抽丰”。当时的“东北王”张作霖和山东督军张宗昌都曾经聘他做高级参议或顾问之类的**。当然，不过借重他的资格和名气，并非要他做什么事，但都被他一一回绝――二爷不伺候！一般人可能不相信，袁克文哪里会穷到这个地步，需要卖字维持生活呢？说起来也是，袁世凯死后由其盟兄徐世昌主持分家，每个儿子各分十二万元，除了现金之外，还有十根金条、若干股票、房产。袁克文因从小过继给沈氏，所以一人分得双份的遗产，大可优哉游哉。其实不然，袁克文的家产大部分掌握在其妻刘梅真手里，刘怕他挥霍成性，钱财到手不花光不甘心，所以为了以后子孙的生计起见，把持着钱财，不给他花。袁克文不过有名无实而已，只好做点儿“副业”使手头宽裕一些。1922年，他的书兴甚豪，登报减润鬻书，一天写了四十副对联，全部售罄。乃购胡开文古墨，写一百副对联以酬谢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