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前77～前6）中国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一说生于元凤四年（ 前77 ） ，卒于建平元年（ 前6 ）。原名更生 ，字子政。汉皇族楚元王刘交的四世孙 。 历经宣帝 、元帝 、成帝三朝；历任散骑谏大夫、散骑宗正、光禄大夫等职。曾屡次上书称引灾异，弹劾宦官外戚专权。成帝时受诏命校书近20年，未完成的工作由其子刘歆续成。官终中垒校尉，故又世称刘中垒 。刘向典校的古籍主要包括经传、诸子和诗赋 。典校时，又撰有《别录》。其后，刘歆以《别录》为基础，撰成《七略》，这是中国最早的目录学著作。原书已佚。东汉班固因《七略》而成《汉书・艺文志》，从中可以见到《七略》的梗概。据《汉书・艺文志》载 ，刘向有辞赋三十三篇 ，今仅存《九叹》一篇，见于《楚辞》。刘向的散文主要是奏疏和校雠古书的“叙录”，较有名的有《谏营昌陵疏》和《战国策叙录》。刘向的散文叙事简约，论理畅达、舒缓平易是其主要特色。此外，他还编著了《新序》、《说苑》《古列女传》三部历史故事集 ，是魏晋小说的先导 。明代张溥辑有《刘中垒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刘向为人随和，廉靖乐道，不争世俗，专心研思儒家经术，昼诵书传，夜观星宿，终于成为一代宗师。刘向的著作有《洪苑行传论》、《新序》、《说苑》、《别录》及辞赋等数十篇，其中《别录》为我国目录学的奠基之作。刘向也因此被公认为中国目录学之祖。
史载刘向在汉成帝时受命在皇家图书馆天禄阁校刊五经和各种秘籍。某日夜暗独坐，忽有一个黄衣老人，手持青藜手仗，叩门进来，吹燃藜杖，以藜光照明，传授刘向《五行洪范》之文。刘向问老人姓名，老人说："吾乃太乙之精，天帝悯卯金之子，特派我来传道给你。"并把怀中竹牒和典天文地图之书赠给了刘向。正是因为有此神授，刘向才能成为一代经学**。刘向的子孙后裔，便以"天禄"、"藜照"、"藜阁"等为堂号，自称藜阁刘氏，以纪念刘向这位杰出的显祖。
刘向 - 《新序》《新序》是刘向采集舜禹以致汉代史实，分类编撰而成的一部书，原书三 十卷，今存十卷，由北宋曾巩校订，记载了相传是宋玉对楚王问的话，列举了楚国流行歌曲《下里巴人》、《阳阿》、《薤露》等，说是“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
刘向生于动荡的西汉后期，是继孔子、荀子之后对中国的文献整理和流传做出重大贡献的学者。由于他敢于直言进谏，议论批评时政得失，故屡遭谗谤，仕途非常坎坷。《新序》一书是刘向针贬时弊的力作。
宋代高似孙曾评价说：“先秦古书甫*烬劫，一人向笔，采撷不遗。至其正纪纲、迪教化、辨邪正、黝异端，以为汉规监者，尽在此书，兹《说苑》、《新序》之旨也。”清人谭献说刘向“以著述当谏书”，也正是《新序》的宗旨所在。
《新序》成书之后，其流传情况颇受人关注，自汉以降，历代相传。
刘向 - 《说苑》《说苑》，西汉刘向撰。刘向曾领校秘书，本书就是他校书时根据皇家藏书和民间图籍，按类编辑的先秦至西汉的一些历史故事和传说，并夹有作者的议论，借题发挥儒家的**思想和道德观念，带有一定的哲理性。原二十卷，后仅存五卷，大部分已经散佚，后经宋曾巩搜辑，复为二十卷，每卷各有标目。二十卷的标目依次为：君道、臣术、建本、立节、贵德、复恩、政理、尊贤、正谏、敬慎、善说、奉使、权谋、至公、指武、谈丛、杂言、辨物、修文、反质。分类纂辑先秦至汉代史事传说，杂以议论，借以阐明儒家的**思想和伦理观念。一般以第―则或前数则为一卷的大纲，杂引前人言论陈说本卷主旨，以下便用大量历史上的实例加以证明。向又编有《新序》一书，性质与此类似。
由于书中取材广泛，采获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所以，给人们探讨历史提供了许多便利之处。书中记载的史事，有的可与现存典籍互相印证；有的记事与《史记》、《左传》、《国语》、《战国策》、《荀子》、《韩非子》、《管子》、《晏子春秋》、《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书相出入，对考寻历史者足资参考。有些古籍已经散佚，但《说苑》中却保存一二，吉光片羽，尤为可贵。如《君道篇》载师旷言云：“人君之道，清净无为，务在博爱，趋在任贤，广开耳目，以察万方，不固溺于流欲，不拘系于左右，廓然远见，踔然独立，屡省考绩，以临臣下。此人君之*也。”《汉书・艺文志》小说家类有《师旷》六篇，早已散佚，师旷的这段议论，疑即出自《师旷》六篇。此类例子，还可找到不少。
《说苑》是一部富有文学意味的重要文献，内容多哲理深刻的格言警句，叙事意蕴讽喻，故事性颇强，又以对话体为主，《说苑》除卷十六《谈丛》外，各卷的多数篇目都是独立成篇的小故事，有故事情节，有人物对话，文字简洁生动，清新隽永，有较高的文学欣赏价值，对魏晋乃至明清的笔记小说也有一定的影响。
《说苑》的注本，以今人赵善诒《说苑疏证》质量较优，可以参阅。向宗鲁先生校点的《说苑校证》是《说苑》研究整理的集大成之作，198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亦可参阅。
刘向 - 《列女传》《列女传》，是一部介绍中国古代妇女行为的书，也有观点认为该书是一部妇女史。《列女传》比较著名的两个版本，一部是指西汉刘向所编撰的《列女传》，这部书一共七卷，记载了上古至西汉约一百位左右具有通才卓
识，奇节异行的女子。另一个是明万历年间安徽歙县人汪道昆所编写的《列女传》，他是在西汉刘向《列女传》的基础上编写的明版本《列女传》，这部《列女传》共有十六卷，增加的部分主要以安徽汪姓女子居多。每篇都有版画插图，书内所刻版画线条流畅、细腻，是明代版画的精品。到了清乾隆年间，著名的藏书家鲍廷博得到了这部书的版片，他便以此版片刷印了《列女传》。我们今天见到的明版《列女传》大部分是这个时期印刷的。《列女传》共分七卷，共记叙了105名妇女的故事。这七卷是：母仪传、贤明传、仁智传、贞顺传、节义传、辩通传和孽嬖传。西汉时期，外戚势力强大，宫廷动荡多有外戚影子。刘向认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即王教应当从皇帝周边的人开始教育，因此写成此书，以劝谏皇帝、嫔妃及外戚。《列女传》选取的故事体现了儒家对妇女的看法，其中有一些所赞扬的内容在现在的多数人看来是对妇女的不公平的待遇。
《列女传》对后世影响很大。有一些故事流传至今，如“孟母三迁”的故事即出自该书。后来，中国的史书多有专门的篇章记叙各朝妇女事迹，随着妇女观的变化，各朝侧重记叙表彰的妇女德行也有所不同。
刘向 - 哲学观点人性的善或恶是自孟子、荀子以来思想家们争论较多的问题之一。孟子主张性善，荀子主张性恶，董仲舒则发展了孔子性相近、习相远的思想，认为人性经过教化，而后可为善、可为恶。刘向的人性论基本上和董仲舒相同。他认为人性初无善恶之分，善恶并非生来如此，而是“感于善则善，感于恶则恶”(《列女传・周室三母》)。在《说苑・修文》中，他还明确地说：“人之善恶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在《列女传・齐宿瘤女》中，他还借齐宿瘤女之口说：“昔者尧舜桀纣俱天子也，尧舜自饰以仁义，虽为天子，安于节俭……至今数千岁，天下归善焉。桀纣不自饰以仁义……身死国亡，为天下笑，至今千余岁，天下归恶焉。”他强调尧舜的善、桀纣的恶，都是“自饰”的结果，即和自己的后天修养有关，并非与生俱来。以仁义自我修养、自我教育，就会变善；不以仁义自我修养和教育，就会变恶。
虽然刘向认为善恶是后天教化和环境影响的结果，但他又认为人都有欲善、向善之性。他在《说苑・贵德》中说：“凡人之性，莫不欲善其德。然而不能为善德者，利败之也。”认为“欲善其德”是“人之性”，说明刘向更倾向于性善论，但还不属于性善论，因为“欲善”和“性善”毕竟是不能划等号的。
汉代学者谈性情，多以性为善，情为恶，常以阳言性，以阴言情。董仲舒说：“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阴阳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并认为性和情的外化就是仁和贪。刘向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据荀悦《申鉴・杂言下》记载：
刘向曰，性情相应，性不独善，情不独恶。曰，问其理。曰，性善则无四凶，性恶则无三仁，人无善恶。文王之教一也，则无周公、管、蔡。性善情恶，是桀纣无性，尧舜无情也。性善恶皆混，是上智怀惠，而下愚挟善也。
王充《论衡》又引刘向的人性论曰：刘子政曰，性生而然者也，在于身而不发。情接于物而然者也，出形于外。形外则谓之阳，不发者则谓之阴。现在人们已无法见刘向人性论的全貌，荀悦、王充所引，观点基本一致，即认为人性中善恶相混，且性情相通，情善性必善，情恶性必恶。这和董仲舒的观点有所不同。但和董仲舒相同的是，刘向不认为人的善或恶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教化的结果。“情接于物而然”，即情受外界的**而产生，外界有善恶，所以情有善恶；情有善恶，性也就有善恶。至于情、性结果是善还是恶，就看所处的环境和所受的教育了。
刘向 - 神学观点刘向早年得《枕中鸿宝苑秘书》，“书中言神仙使鬼物为金之术及邹衍重道延命方”，深受神秘思想的影响。继又参与石渠阁的五经讲论，濡染于今文经学活动。他后来论历代兴革、国政得失，就拿出了今文学者的派头，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作为论证的依据。元帝时，他上封事，论舜及文武周公时的祥瑞和幽厉以后春秋时期的灾异而归结于“灾异未有稠如今者也”。上文引成帝时上封事，论宗周以来大臣*持国柄之危国，借“王氏外祖坟墓在济南者，其梓柱生枝叶、扶疏上出屋”之异，申言“事势不两大，王氏与刘氏亦且不并立”。这表明刘向的历史观是神学的历史观。他这种思想反映了西汉晚年大权旁落、皇族失势的悲观情绪。
《汉书・五行志》保存了刘向《洪范五行传论》约一百五十二条。其中论灾异跟后、妃、君夫人及外戚间的关系的约三十一条，论灾异跟君主失势、国家败亡间关系的约三十九条。这不只是刘向**立场在学术上的反映，这并且是有意地利用阴阳五行学说作**斗争的工具。《汉书・五行志》也保存了刘歆论《洪范五行传》的材料，约七十三条，尽管论述的对象基本上都在刘向曾经论述的范围内但没有一条的具体论述是跟刘向相同的。这也由于刘歆的**态度跟父亲不同，在学术上就也有不同的反映。刘氏父子学术见解的不同，是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反映。
刘向虽相信“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但认为“明者起福于无形，销患于未然”，可以“刘氏长安，不失社稷”。这就等于说天命还是可以人力为转移，或至少可以多延一些时期。在刘歆的遗文里，就看不到这样的说法了。依《汉书・律历志》所保存下来《三统历谱》的材料来看，历代的兴衰是按着五行相生的顺序进行的。按照这样的顺序，王莽以土德继汉的火德，就应该是当然的。王莽在死到临头时就还这样说：“天生德于予，汉兵有如予何！”
当刘向校订皇家藏书的时候，却很少运用这种神学历史观，而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人文主义的态度。
刘向 - 校阅典籍汉成帝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刘向奉命校古今典籍，把它们分成六类，由他负责经传、诸子、诗赋三类，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校过一书，“向辄条其篇目，录而奏之”。他作了这个工作约二十年之久，其子刘歆在他死后奉命完成了未竟之业。刘歆把父亲的叙录，按照典籍的分类，分别概括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另加辑略，成为《七略》一书。刘向的叙录后来别辑成书，称为《七略别录》。
依现存《别录》零篇和《汉书・艺文志》所删存《七略》的材料来看，刘向在思想上，**，发展了学术分类的概念。先秦评论学术流别者，多以学术思想接近的学者并举，不称学派。孟子和韩非始并称“杨墨”或“儒墨”。司马谈始区别六家，加以评论。刘向增六家为十家九流，作为诸子一类。另外又分诸子以外的典籍为五类。他把皇家藏书定为六类、三十八种、六百零三家、一万三千多篇。他在总的分类上是按着皇室进行统治的需要来安排次第的。六艺、诸子和诗赋都是属于文治方面的，列在最前。兵书属于武备，列于其后。术数和方技，
或在统治上起补充作用，或与生活上有联系，就放在最后。这当然谈不上是科学的分类，在思想本质上反映了皇权思想。但这毕竟在学术分类的概念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对于典籍的具体分类、典籍的保存和检寻上是可以起一定的作用的。第二，刘向注意了学术源流及其**背景，对各家各派作出了评述。他一方面肯定了各种学术、各个学派在不同方面的作用，论其短长，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继承了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的形式。在另一方面，他把诸子、诗赋、兵书、术数和方技都说成是出于王官之守，把诸子、诗赋都说成是六经的支流余裔而为衰世的产物，这里就贯穿了尊崇儒术的思想。把这两方面合起来看，好象是给了诸子一定的地位，而实际上是在有限度地承认诸子的现实影响下为儒术独尊提出了历史的根据。第三，刘向称《易》为五经之原，“与天地为始终”，而五经之学则“世有变改，犹五行之更用事焉”。他们肯定数术各家能测吉凶、候善恶。这又是神学思想的表现。在技术上，刘向创造了大规模校雠的范例，大规模缮写定本、编撰叙录的范例和制成系统目录的范例。这对于后来所谓“校雠学”“目录学”有很大的影响，被称为它们的始祖。同时《七略》的形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也成为学术史的主要的表达形式。
看起来，刘向是很淹博的，但在淹博的华贵外衣下掩遮着虚弱的贫困的思想。这是刘向父子学风上的特点。班固称赞他们“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刘氏《洪范论》发明《大传》，著天人之应。《七略》剖判艺文，总百家之绪。《三统历谱》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班固的赞语表明了他的思想，班固正是刘氏学风的很好的继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