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致庸（1818年－1907年），字仲登，号晓池，中国清代山西祁县人，乔家第四代人，著名晋商，人称“亮财主”。 嘉庆二十三年，乔致庸出生于山西祁县的一个商贾世家，父亲是乔全美，幼年父母双亡，由兄长乔致广抚育长大。少年时期因兄长病故，乔致庸弃学从商，开始掌管乔氏家族生意。在他执掌家务时期，乔氏家族事业日益兴盛，成为山西富甲一方的商户。其下属复字号称雄包头，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说法。另有大德通、大德恒两大票号遍布中国各地商埠、码头。至清末，乔氏家族已经在中国各地有票号、钱庄、当铺、粮店200多处，资产达到数千万两白银。乔致庸本人也被称为“亮财主”。 19世纪末，由于连年战*，清王朝逐渐走向衰落，大量白银外流。晚年的乔致庸一改以往不治家宅的传统，于同治初年（1862年）开始在家院附近购置地皮，大兴土木，修建了规模庞大的宅院，即著名的“乔家大院”，至今保存完好，是山西民居的代表。 乔致庸曾先后娶过六个妻子，分别是马氏、高氏、杨氏、周氏、杨氏、杨氏，育有六个儿子，十一个孙子，其中三儿子乔景俨在乔致庸晚年时当家。 乔致庸待人随和，讲究诚信为本、“以德经商”。乔致庸一生做出诸多善行。光绪三年天遭大旱，乔致庸开粮仓赈济灾民。光绪三十二年，乔致庸去世，终年89岁。 2006年开始在中国大陆上映的45集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讲述了乔致庸的经商史。其中男主角乔致庸由陈建斌扮演。
乔致庸 - 经商之道“人弃我取，薄利广销，维护信誉，不弄虚伪”，乔致庸以儒术指导商业经营，他执掌家业时，“在中堂”事业突飞猛进，家资千万，起先是“复字号”称雄包头，因此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之说。接着有大德通、大德恒两大票号活跃全国各大商埠及水陆码头，他成为“在中堂”殷实家财真正的奠基人，财势跻身全省富户前列。
资本愈见盈厚，但他并不沾沾自喜，反而急流勇退，将商务全权委任长子及长孙，休闲家居，闭门课子。他经常告诫儿孙，经商处世要以“信”为重，其次是“义”，不哄人不*人，第三才是“利”，不能把利放在首位。乔致庸还把亲拟的对联让人刻就，挂在内宅门上：“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己。惜农惜食非惜财，缘惜福”，以此告诫子孙要注重节俭，不可贪图安逸。而“在中堂”后来败落的直接原因是战争*发。1938年，大片国土沦陷，“在中堂”自然在所难免。
汇通天下乔致庸成为商场巨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善于用人，他培养出了中国**任银行行长。
乔致庸的经商理念是一信、二义、三利。即以信誉徕客，以义待人，信义为先，利取正途。乔致庸尤善于用人，这是他经商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如礼遇聘请阎维藩。阎原为平遥蔚长厚票号福州分庄经理，阎与年轻武官恩寿交往密切，当恩寿为升迁需银两时，阎自行作主曾为恩寿垫支银10万两。为此阎维藩被人告发，并受到总号斥责。后恩寿擢升汉口将军，不几年恩寿已归还了所借蔚长厚之银，并为票号开拓了业务。但阎维藩因曾经受到排挤和总号斥责丧失了对蔚长厚的感情，决计离开蔚长厚返乡另谋他就。乔致庸知道阎维藩是个商界难得人才，便派其子备了八抬大轿、两班人马在阎维藩返乡必经路口迎接。一班人马在路口一连等了数日，终于见到阎维藩，致庸之子说明来意和父亲的殷切之情，使阎氏大为感动。阎心想：乔家富甲三晋，财势赫赫，对他如此礼遇，实在三生有幸。致庸之子又让阎坐八乘大轿，自己骑马驱驰左右，并说明此乃家父特地嘱咐。这更使阎氏感动不已。二人相让不已，最后只好让八乘大轿抬着阎氏衣帽，算是代阎坐轿，而二人则并马而行。 阎氏来到乔家，致庸盛情款待。乔致庸见阎维藩举止有度，精明稳健，精通业务。而阎氏时仅36岁，致庸更是感叹年轻有为，是难得之经济人才。当即聘请阎氏出任乔家大德恒票号经理。阎氏对照在蔚长厚的境况，深感乔家对他之器重，知遇之恩，当即表示愿殚精竭虑，效犬马之劳。阎氏自主持大德恒票号以来的二十六年间，使票号日益兴隆，逢账期按股分红均在八千到一万两之间，阎氏为乔家的商业发展立下了卓越功劳。
乔致庸 - 用人之道乔家的商业得以超常规发展，是因为乔致庸能够不拘一格用人才。马公甫，本是复盛公字号里的小伙计，雄才大略的乔致庸识出他是个人才，在大掌柜告老后，让他当上了复盛公的大掌柜，给包头商界留下谚语：马公甫一步登天。马荀，本是复盛西字号下属粮店里的小掌柜，不识字，但经营有方，盈利不小。乔致庸便给他一副资本，让粮店独立经营，他成为大掌柜后也给乔家赚回不少银子。大德通票号总经理高钰也是如此，后来为乔家收进几十万两白银的红利。
阎维藩(剧中潘为严原型)，本是平遥蔚字号福州分庄的经理，给一个下级官吏支垫白银十万两帮其升迁，结果此人升为汉口将军，其胆识为同行所称道。后因与总号有左，辞职还乡，消息传至乔家，乔致庸慧眼识人，派儿子从半路接到乔家，待以上宾之礼，聘任阎维藩为大德恒票号总经理。他为报知遇之恩，殚精竭虑，使大德恒票号后来居上，成为最有竞争力和生命力的票号之一。
乔致庸 - 为人处事素性恬淡、酷嗜读书，经营财务非其甘愿亦非其所长，然知人善任。待下宽厚。豁达大度，慎始慎终，人都乐为其用。“人弃我取，薄利广销，维护信誉，不弄虚伪”为其以儒术指导商业经营的主导思想。十数年后，其祖业包头商号获利倍增，于“复盛公”之外，又增设“复盛全”、“复盛西”等多处，左右着包头整个市场，因此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之说。商业外，兼营钱庄、当铺，相辅相成，资本愈见盈厚。但他并不沾沾自喜，反急流勇退，商务全权委任长孙，自己则休闲家居，闭门课子。“肆力史册。广购图书，效法燕山窦氏，严饬子孙无少懈”。同时，广行善举，光绪三年(1877)县遭饥馑，出巨资助贩。渠本翘创设中学堂，孟步云创设女子学校。均以重金襄助，其盛德广为人所传诵。因贩灾义举。受到清廷“举悌弟加五级”，并赏戴花翎的嘉奖。子乔景仪、孙乔映霞均沿袭祖业，使商业、金融又有开拓与发展，成为省内外商界闻人。他娶过六个妻子，分别是马氏、高氏、杨氏、周氏、杨氏、杨氏、都诰赠夫人。据说他最后一个妻子可作他的孙女，两人的年龄相差三十几岁。这样看来，不知底细的人会认为这位老翁好色，老了还讨妙龄为妻。其实老翁娶妻竟是儿女们的主意。因为他家虽说僮仆很多，可贴身服侍实在不如自己的妻子方便，妻子比孝顺的独生女使用起来自然很多。娶了妻子，一来省去子女们的麻烦，二来还可避免同仆妇女佣的风流不雅。
致庸生有6子，11个孙子。在他执掌家务时，可称得上人丁兴旺，四世同堂了。在他手上，“在中堂” 的事业突飞猛进，有了很大的发展。如起先是“复字号”称雄于包头地面，接着有大德通、大德恒两大票号活跃于全国各大商埠及水陆码头。这时“在中堂 ”的财势已跻身于全省富户前列，家资千万，商业遍布全国。他为了光大门庭，又大兴土木，于同治初年开始，先在老院西侧隔小巷购买了不少房基地皮，又修了一座里五外三的楼院。而且两楼对峙，主楼为悬山顶露明柱结构，通天棂门，有阳台走廊。登上阳台，可观全院。阳台前沿，设有扶栏，扶栏上刻有砖雕，砖雕工艺精湛，栩栩如生。明楼竣工后，又在两楼院隔街相望处，陆续兴建了两个横五竖五的四合斗院。四座院落正好位于街巷交叉的四角，为后来连成一体奠定了基础。在他手里建筑的房屋占到现在整个房院的三分之二。
乔致庸人如其名。他待人诚恳，处世随和。由于他善于谋划和经营，在他执掌家业时，资产越来越多，是“在中堂”殷实家财真正的奠基人。
乔致庸的一生颇有善行，经常救济贫民百姓。特别是在清光绪三年，天遭大旱，赤地千里，寸草不生。民谣有：“光绪三年，人死一半 ” "的说法。当时乔致庸曾开仓赈济。对此，光绪八年版《祁县志》有记述，并给予褒奖。
在理家上，他经常告诫儿孙：经商处事要以“信”为重，以信誉得人。其次是“义”，不哄人，不*人，该得一分得一分，不掐昧心钱。第三才是利，不能把利摆在首位。又诫“骄、贪、懒”三个字。他治家有方，以《朱子治家格言》为准则，把它当作儿孙启蒙的必读课，同时写在屏门上，作为每日的行动规范。儿孙如若有过，则令跪地背诵，如犯抛米撒面之错，便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今物力维艰”反复诵读，直到认错为止。然后再作一番训教，最后犯者谢赦，慢慢退出。
乔致庸还把他亲拟的对联着人写好刻就，挂在内宅门上：“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己。惜衣惜食非惜财，缘惜福”。以此告诫儿孙，注重节俭，不要贪图安逸，坐享祖业。他对他的儿子进行了排队分析，认为长子不可委以重任，因为长子骄横跋扈；次子个性*烈；三子过于老实，亦非经济之才；四子朴实迟钝，不善于说话；五子是个书呆子；六子体质瘦弱，难担大业，没有一个是他的理想继承人。只有长孙乔映霞性格忠诚厚道，聪明伶俐，故对映霞寄予厚望，教诲亦多。常对其教育说，唯无私才可讼大公，唯大公才可成大器。“气忌燥，言忌浮，才忌露，学忌满，胆欲大，心欲小，知欲圆，行欲方”。“为人作事怪人休深，望人休过，待人要丰，自奉要约。恩怕先益后损，威怕先紧后松。”这些教诲，对乔映霞的立身行事是有很大影响的。
乔致庸老年时，对他的六子宠爱至极，偏袒极甚，因而在他的幼子去世后，恸哭不起，染病卧床，二年后离开人间。
乔致庸 - 治家之道乔致庸治家很严。其家规有：一不准吸*，二不准纳妾，三不准虐仆，四不准赌博，**准冶游，六不准酗酒。这些家规既杜绝了*起萧墙的根由，又成为家庭持盈保泰的保证。乔致庸先后娶过六位妻子，但都是续弦。乔致庸将《朱子格言》作为其儿孙启蒙必读之书。他常告诫儿孙戒“骄、贪、懒”三字。并教育儿孙“唯无私才可大公，唯大公才可大器”；“气忌燥、言忌浮、才忌露、学忌满、知欲圆、行欲方”；“待人要丰，自奉要约”。若儿孙有过错，则责令跪地背诵《朱子格言》。如浪费粮食，则命跪诵若干次“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当念物力维艰”，直到承认错误，磕头谢罪。致庸还把亲拟的对联挂在内宅门上，以教育其儿孙，其对联称： 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己 惜衣惜福非惜财，缘惜福 为抬高身价，乔致庸也喜好结交官府，这反映了以他为代表的晋商的封建性的一面 乔致庸生活在封建时代，在他身上同样有着结交官府，抬高身价之追求。乔家所结交的**，上至皇室贵族，下至州府县治。清光绪以来历任蒙、疆、陕、甘的封疆大吏，本省抚、道、县几乎都和乔家有着交往。其做法是先由商号经理笼络联系，再渐渐过渡到乔致庸财东。据说大德通票号经理高钰与赵尔巽、赵尔丰私交甚厚，通过赵氏兄弟又结识了端方、张之洞等封疆大吏。 光绪年间，当左宗棠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时，便与乔家的大德通、大德恒票号结成密切关系，他所需军费，多由乔家票号存取汇兑，有时军费急缺时则向乔家票号借支透支。当西北安定下来，朝廷调左氏回京任军机大臣时，路上费用均由乔家票号经管。恰好乔家所在地山西祁县位于川陕往京城官道，所以左宗棠在途经祁县时，便特地拜访乔致庸财东。乔致庸当然十分欣喜，做了迎接左氏的充分准备。当左宗棠来到乔宅见到乔致庸时，直称：“亮大哥，久仰了”，乔致庸更是受宠若惊。在乔宅叙话时，左宗棠一再表示，在西北有所作为，均仰仗亮大哥票号支持，云云。致庸也趁机请左宗棠为大门前百寿图题一副对联。左宗棠即兴挥笔，所题对联为： 损人欲以复天理 蓄道德而能文章 当北洋大臣李鸿章组建北洋舰队时，闻晋商富甲天下，便伸手到山西商人中募捐，乔致庸的大德通、大德恒票号便认捐银10万两。这样，李鸿章对乔家的这两个票号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经票号掌柜与李鸿章幕僚斡旋，李鸿章为乔家大院题了副对联，传说李鸿章写的这副对联是： 子孙贤，族将大 兄弟睦，家之肥 不难看出，乔致庸结交官府有其商业利益与自身需要的一面，这些都反映了乔致庸所代表的晋商封建性的方面。
乔致庸 - 乔家发家史乔家的**代乔贵发大约是乾隆年间人。乾隆初年，乔贵发为做生意走西口，在包头一个当铺当店员。十余年后乔贵发和秦姓同乡开了一个小字号广盛公。后来生意不景气，广盛公面临破产。但广盛公的许多生意伙伴认为广盛公东家为人处世不错，不忍看他们破产，相约三年后再来收欠账。三年后，乔贵发不但还清欠款，生意还重新复兴，把广盛公改名为复盛公。这已经是嘉庆年间的事了。这个故事似乎已经奠定了乔家经商重诚信的基础。而将家族生意乃至票号生意发扬光大的，正是乔贵发的孙子乔致庸。
历经两代人经营，到乔致庸出生时，乔家家境已经比较富裕。乔致庸青年时代已经考中了秀才，他的生活本来应该与商道无关的。“当时乔家有三门。一门人丁不旺，二门已经出了5个举人，家里竖了5个石旗杆，生意则是乔致庸所在的三门主要在做，但三门却没出过一个举人。乔致庸的大哥有个愿望，就是希望乔致庸能给三门挣个举人，竖个旗杆。如果将来能再中个进士，这辈子的任务就提前完成了。
然而没想到咸丰初年，北方捻军和南方太平军起义，南北茶路断绝，乔家当时在祁县的大德兴丝茶庄主营生意就是丝茶。乔家虽然主营丝茶，但在当时山西商人中也并非最大。乔致庸的大哥因战*对生意的重大打击而一病不起，本来将以一介儒生终了的乔致庸于是不得不接手家族生意。从咸丰初年到光绪末年，乔致庸的人生经历了整个清朝晚期。接手家族生意后，他却在社会动荡、兵荒马*的清朝晚期把乔家的生意推到了顶峰，尤其是乔家的票号生意。乔致庸当时做的**件事，就是疏通南方的茶路、丝路。
当时乔家还没有涉及票号生意。那时已经有了平遥的日昌升票号，现在找到的最早证据是日昌升在1823年分账的记录，当时是5年一次。不过公认在日昌升之前，平遥就已经有了商号经营汇兑。作为一个新兴行业，票号是平遥人而不是祁县人开创的。当时票号很少，全国也只有5家，其中最大的日升昌也只有7个分号，且不和中小商人打交道，影响非常有限，一般小商人还必须带着银子做生意。当乔致庸意识到票号的广阔前景后，志向是希望有朝一日能汇通天下。这个想法多么先进，他的理想有多大！这不就类似今天的银联吗？100多年前的山西商人在那个时代就已经有这样完善的想法和广大的气魄了。不但如此，乔致庸虽然力图将票号发展到全国，却并没有垄断票号生意的意愿。他的想法，其艰难和风险都一眼可知――比如你想让票号把20两银子汇到南方，这在当时连路费都不够。想想看，如果你乔家在新疆要是有票号，让你汇一两银子去你也必须做到，这个成本和风险何其惊人！但乔致庸就是那样的理想主义。
乔致庸之所以如此看重票号的前途自有他的心得。当时商路上土匪和*军纵横，商人携带大量银两非常危险不便。而票号兑换的汇票即便被土匪所截，没有密记也不可能在票号中兑换到银子。令人惊讶的是，后人考证，整个山西票号史上，至今一例有据可查的误兑错兑都没有过。乔致庸利用乔家的资本一气开了两个票号大德通和大德丰。大德通正是电视剧里的大德兴改过来的。成立于咸丰年间的大德兴最初主要经营茶叶，同时也搞汇兑。乔致庸后来发现票号是更新的产业，于是改成汇兑为主，茶叶为辅。光绪十年，乔致庸把大德兴改为大德通，同年专门成立了大德丰票号，专营汇兑。在乔致庸经营下，后来大德通和大德丰都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大票号。武殿学用这样几个数据显示了乔致庸经营票号的发展速度，光绪十年大德丰成立时的资本是6万两，没几年就变成12万两，到光绪十几年的时候资本已经增加到35万两了。
原因其实很简单。乔致庸把每年利润部分继续投入作为资本，行话称为“倍本”。通常山西商人会在每一个账期分利，每个账期一般有3年，4年或者5年。乔致庸几乎所有红利都投入到资本中，他的资本在当时的票号里也可以说首屈一指。当时有人估计乔家的资本有四五百万两白银。建国后的研究估计，乔家的流动资金约在800万到1000万两，这还不包括票号和房地产。这个数字是大家估算的，因没有明确记录，主要根据乔家当时有多少铺面字号来推算，准不准也很难说。但在当时山西，乔致庸作为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成为明代开始发迹的山西商人群体中处于上升期的新兴力量。
乔致庸 - 后人评价之所以一介儒生能有如此成就，除天赋，乔致庸在经营时把儒家的宽厚和仁义精神带进商业。现在能看得到的最确凿证据是乔致庸去世后立的墓表。乔致庸的墓还在乔家堡村子里，墓表是立在墓前的，墓志铭是埋在墓里的，乔致庸的墓志铭至今没找到。墓表上的文字是乔致庸的孙女婿、民国时的文化名人常赞春写的。他记述乔致庸幼年的家庭状况，以及他本来想通过科举考试光耀门庭，却被迫接手家业，并以儒学为经商指导大获成功。而作为商人的乔致庸手头仍然常备有四书五经和史记等书籍，对于社会上的灾*，他都会挺身而出赈灾。“民为贵，君为轻。”乔致庸内心就是这样一个民本主义的思想。
这个精神可以延续到乔家祖上。乔贵发是个草根阶层，30岁都娶不上媳妇。但他最终娶了一个带着孩子的寡妇，可谓情深义重。他们家有个报本堂的**代先人，那个泥塑旁边是个要饭的篮子和一根打狗棍。他们并不隐瞒自己祖上贫穷的历史，反而要家族记住这些贫困史。不只是乔致庸，包括到乔致庸的孙子乔映霞这一代，每到过年时候，他们都要用车拉着米面，给那些贫穷的家庭资助，帮助渡过年关。他们家有很好的家教，其中就有不要忘记自己贫穷的出身。乔家家教有多严格可以举个例子。山西有很多大家族的宅院都有戏台，但乔家没有，怕的是后人玩物丧志。乔家还有一个规矩，家里不用年轻的丫环而用中年妇女，为的是避免年轻的男主人出现不雅的事情。
乔致庸之所以能有雄厚的资本实现自己票号汇通天下的理想，在于他从一开始就把乔家在包头的复字号生意发扬光大，复字号也成为乔致庸发家的起点。在乔致庸做东家时，复字号已经是包头**大商号，几乎垄断了整个包头市场。有句话说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当时经过两代经营，乔家在包头有11处生意，关内还有好几家铺子，总数有17家。光复字号有3个大号，十几个商铺，几百名伙计。包头当时是新开发地区，是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相交的地方，除了马，很多东西都很缺乏。乔致庸利用包头为基地，将商业触角发展到蒙古地区，直到后来到北京和天津。乔致庸还很审时度势。当时左宗棠西征，乔家出了好几百万两银子，但也有一定条件，就是大军到达新疆后，乔家可以派一个票号跟随经营后勤，为军队筹办粮草，负责汇兑朝廷的军饷。
武殿学提到乔致庸在经营中对人脉的精明投资。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逃到山西。8月，乔家大德通掌柜高钰接到一封密信，写信人是跟随慈禧、光绪西行的内阁学士桂春。桂春在信中写道:“銮舆定于初八日启程，路至祁县，特此奉闻，拟到时趋叩不尽。”接到信后，高钰立即把乔家大德通大加装饰一番，作为慈禧、光绪的临时行宫。慈禧太后逃到山西后缺钱，山西**在太原召集山西各商号商量‘借钱’，要大家体谅朝廷苦衷，大家谁都不敢答应。当时乔家大德丰票号的一个跑街的（业务员）贾继英却当场答应，同意借给朝廷银10万两。他虽然是个跑街的，但自作主张的权力很大。当时太后很高兴。贾继英会去跟大掌柜阎维藩说，这个人物在电视剧里也有。阎维藩问你为什么答应？贾继英说，国家要是灭亡了我们也会灭亡，要是国家还在，钱还能要回来。阎大掌柜就夸他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一千年也出不了个贾继英’而“慈禧太后此后给山西商人的人情，一笔是由各省督府解缴**的款项，全部由山西票号来经营;另一笔是将庚子赔款连本带息，约10亿两白银交由山西票号来经营。
1906年乔致庸去世前，乔家的生意进入最辉煌期。可能常人看来非常奇怪，因为当时正是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国家面临生死存亡，山西票号的生意却获利甚丰。那是因为朝廷和西太后解除了山西票号的禁令，过去绝对不允许票号进行公款汇兑，但战*让南方给朝廷的公款无法到达，只好对民间票号解禁令。但是国家的危机一过，朝廷马上又重新禁止。到庚子**之后，国家再次放开民间公款汇兑，所有山西票号都大获全胜。当时乔家大德通票号在光绪十年（1884）每股分红是850两，光绪十四年（1888）增长到3040两，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每股分红高达17000两！据当时的户部档案记载，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户部有三分之一的银两存在各家山西票号中。这些都证明1900年以后山西票号的飞速发展，乔致庸的经营达到了顶峰，而这也是山西票号崩溃的开始。辛亥革命一开始，山西大部分票号迅速崩溃。只有祁县的大德通、大德丰，瞿家的三晋源（电视剧里水家的）、大盛川这4家是经营最久的票号，其中乔家的大德通、大德丰直到1951年才关门（大德通总号原来在山西祁县，1940年迁到北京，改为银号。最后在1951年结束其历史，成了最后一个山西票号）。
乔致庸 - 家宅兴建除振兴包头复字号、把票号做到汇通天下，乔致庸人生最后一件大事，就是为后人留下了这栋乔家大院。乔致庸在世时候乔家从没有分过家，而且家庭统一管理，每人每年开支多少都有明确规定。乔家大院最早只有乔贵发建的一个筒楼，后来乔致庸的父亲在边上修建了一个院子，乔致庸本人是没兴趣兴建家宅的。
国家都要灭亡，自己生意的前景乔致庸自然心知肚明。那时大家族人口也多起来了，乔致庸终于在人生的晚年开始翻盖老宅。乔家大院是在乔致庸手上开始成为一个封闭的大院，具体事务则是交给孙子乔映霞完成。乔家的院子在山西晋商的宅院中并不是最大，但在山西目前保存的晋商宅院中，是唯一的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因为它从来没有拆过，一直保存了原汁原味。一进门右边的**个院子。我们叫东北院，他们家叫老院，这个院子乾隆朝就有了。后来他父亲又修了一个，他后来自己修了两个。乔致庸生活的时代社会动荡不宁，捻军义和团*发后，他觉得靠不上官府，于是把四个院子――这四个院子正好在城里一个十字路口上――所在的路口买下，做成一个封闭式的院子永久使用。后来乔致庸买这个街口的证据被找到，在乔家堡村里的关公庙内后来找到了这个碑，记载着乔致庸用450两白银购买这些地面产权的事情。后来他参与帮助山西商人将英国人手中的阳泉煤矿赎回。由于用去大笔银两，乔家大院有一个角未能建成，成为所谓的“花园”。
乔家大院最终能够保留下，也和乔致庸的仁厚有直接关系。当时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山西总督毓贤在山西地界*洋人。从太原逃出7个意大利修女，逃到祁县被乔致庸保护下来，藏到自家银库里，最后用运柴草的大车拉到河北得救。后来意大利政府给了乔家一个意大利国旗以表彰，这个国旗竟然在后来日本侵华到山西时候派上用场。乔家把意大利国旗挂在门口，日本人看到这是盟友的，就没有破坏乔家。相比之下，山西的其他大户大宅都被日本人破坏。但是乔家后来觉得这里还是不安全，最后都离开了乔家大院。20世纪40年代初乔家还曾经回来过一阵，但最终还是离开了，这一去就再没有回来。朱秀海说，乔家大院在解放后成为祁县政府的办公地，后来先后做过人民医院和粮食仓库，最后由于是晋中地委党校，在乔家老家人的保护下安然渡过“文革”。“乔家大院能够完整保存到今天，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
乔致庸 - 家宅介绍乔家大院地处美丽而富饶的山西晋中盆地，位于祁县城东北12公里处的乔家堡村，距省会太原50公里，与祁县著名的中华周易宫、延寿寺、九沟风景区、渠家大院、明清街巷、长裕川等景点形成一日游格局。乔家大院是祁县乔家“在中堂”的宅院，“在中堂”是闻名海内外的商业资本家乔家第三代乔致庸的堂名。乔家大院始建于清乾隆年间，后又在清同治、光绪年间及民国初年多次增修，时间虽跨越了两个世纪，却保持了建筑风格的浑然天成。乔家大院占地8724.8平方米，由6幢大院19个小院共313间房屋组成。
大院形如城堡，三面临街，四周全是封闭式砖墙，高三丈有余，上边有掩身女儿墙和�t望探口，既安全牢固，又显得威严气派。其设计之精巧，工艺之精细，充分体现了我国清代民居建筑的独特风格，具有相当高的观赏、科研和历史价值，确实是一座无与伦比的艺术宝库，被专家学者恰如其分地赞美为“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难怪有人参观后感慨地说：“皇家有故宫，民宅着乔家。”
从高处俯瞰，整体为双喜字型布局，城堡式建筑。四周高达10余米的全封闭水靡砖墙内，院与院相衔，屋与屋相接，鳞次栉比的悬山顶、歇山顶、硬山顶、卷棚顶及平面顶上，都有通道与堞墙相连。全院以一条平直甬道将6幢大院分隔两旁，院中有院，院内有园。四合院、穿心院、偏心院、角道院、套院，其门窗、橡檐、阶石、栏杆等，无不造型精巧，匠心独具。院内砖雕，俯仰可观，脊雕、壁雕、屏雕、栏雕……以人物典故、花卉鸟兽、琴棋书画为题材，各具风采。
1986年，祁县将乔家大院辟为祁县民俗博物馆，以岁时节令、衣食住行、婚丧礼仪、农商活动为主题的42个展室，2000余件展品，较系统地反映了明清时期山西晋中一带的民间风俗。乔家大院已申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是山西省十佳旅游景点之一。已接待国内外游客500万人次，有50多部电影、电视剧来大院拍摄、选景。由张艺谋执导、巩俐主演、红极一时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就是在乔家大院拍摄的。
乔致庸 - 相关电视电视剧：《乔家大院》
乔致庸扮演者陈建斌个人档案姓名：陈建斌性别：男 民族：**生于：1970年6月27日身高：178cm 籍贯：新疆****婚姻：2006年2月与艺人蒋勤勤结婚 学历：1994年，**戏剧学院表演系本科毕业 1998年，**戏剧学院表演系硕士研究生毕业，同年留校任教至今获奖情况：2000年，获得第四届中国话剧金狮奖。2002年主演表演工作坊赖声川编导的戏剧作品《千禧夜，我们说相声》，在剧中扮演皮不笑、沈京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