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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悦然，男，1924年6月6日出生于瑞典南部的延雪平(Jonkoping)市。著名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18位终身评委之一，毕生致力于汉学研究，翻译过《水浒传》《西游记》《桃花源记》和辛弃疾的大部分诗词等，组织编写了《中国文学手册》，并向西方介绍了《诗经》《论语》《孟子》《史记》《礼记》《尚书》《庄子》《荀子》等中国古典著作。

1924年，马悦然出生于瑞典的南部。

1946年，马悦然考入斯德哥尔摩大学，做了瑞典大学者高本汉（KlasBernhardJohannesKarlgren）的学生，1946年跟着老师高本汉学习古汉语和中国音韵学。

1948年来到中国四川做方言调查，1949年到中国西北，过塔尔寺，拜见活佛班禅额尔德尼。

1949年后，马悦然在瑞典驻中国大使馆任职。

1985年，马悦然当选瑞典皇家人文科学院院士。

20世纪90年代，马悦然先后在英国、澳大利亚、瑞典等地从事中国语言、文学教学工作。

20世纪90年代后期，马悦然历任斯德哥尔摩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中文系汉学教授和系主任，欧洲汉学协会会长。

《另一种乡愁》

《俳句一百首》

《二十世纪台湾诗选/马悦然等主编》--台北：麦田出版，2001。

《中国西部语音研究》是他获得广泛声誉的汉学专著。

组织编写了《中国文学手册：1900――1949》。

1977年主编了《现代中国文学及其社会背景》（英文）一书。

陶渊明《桃花源记》

老舍《普通病房》

董仲舒《春秋繁露》

《西游记》《水浒传》

《诗经》部分

唐诗宋词

沈从文《边城》《从文自传》

《毛泽东诗词全集》

张贤亮《绿化树》

李锐的短篇小说集《厚土》

李锐的长篇小说《旧址》

台湾诗人商禽《冰冻的火炬》

高行健的小说戏剧集以及长篇小说《灵山》

曹乃谦《到黑夜想你没办法》

1983年用瑞典文翻译出版了（中国当代青年诗人北岛和顾城）的诗选《海岸与被宠坏的孩子》

1986年编辑翻译了《中国八十年代诗选》

《论〈左传〉中“其”字的不同功用和意义》

《〈西游记〉中疑问句结构的责任形式》

《西部官话语音研究》

《论先汉及汉代文本中“嫌”字的语义》

《四川方言造句结构的限制形式》

《中国现代派诗歌的诞生》

1969年用英文发表《论汉代以前和汉代文献中词素（嫌）的意义》一文；登载在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9本。

1980年9月在苏黎世召开的、《第二十七届欧洲中国学家大会》上做了题为《论“其”在〈左传〉中的作用和意义》的报告。

如同其导师高本汉一样，在学术研究领域，马悦然也是一位多产的作者。《中国西部语音研究》是他获得广泛声誉的汉学专著。1948年他翻译了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这是他关于中国文学的**部译作。后来又翻译了老舍的短篇小说《普通病房》，发表于1958年。是他，最先将中国的古典名著《水浒传》、《西游记》译为瑞典文。并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诗经》、《论语》、《孟子》、《史记》、《礼记》《尚书》、《庄子》、《荀子》等先秦诸子的著作。他还翻译了辛弃疾的大部分诗词，组织编写了《中国文学手册：1900――1949》，这套手册分中篇小说、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四大卷，每卷大约收名家作品100篇左右，马悦然对收入的作品进行了严格的筛选。此外他还发表和出版了200多种有关中国文学、哲学、语言学方面的论著。

1969年用英文发表《论汉代以前和汉代文献中词素“嫌”的意义》一文，登载在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9本。1980年9月在苏黎世召开的第二十七届欧洲中国学家大会上做了题为《论“其”在〈左传〉中的作用和意义》的报告。他的研究领域后来逐渐扩展到中国语言、文学、哲学、历史、宗教、思想史、社会问题等各个方面。他在中国古今文学的翻译和研究领域中硕果累累，曾经将中国古典小说《水浒》、《西游记》译成瑞典文。近些年来他承担了欧洲汉学协会3项主要国际学术研究计划项目之一，即对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马悦然参与组织**了《中国文学手册1900―1949》的编写工作，这套手册为精装大32开本，共四卷。**卷为中、长篇小说，第二卷收短篇小说，第三卷的内容是诗歌，第四卷是戏剧。共收400篇左右的作品，内容包括作家简介、作品收藏与版本情况、作品内容梗概、作品的赏析评论和参考书目。参加这项工程的有欧洲11个国家以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香港等地的学者100多人，《中国文学手册1900―1949》对入选作品要求很严，作品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既要适合中国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专家，也要适合普通读者阅读。例如第三卷诗集，既收了胡适、闻一多、徐志摩等著名诗人的作品，也收了杭约赫、兰冰等名不见经传的诗人的作品。《中国文学手册1900―1949》具有较高的学术质量，不仅在于作品的入选标准严格，资料性强，而且赏析评论部分也具有较高水平。每一分卷前面都刊有一篇学术水平较高的序言，如第四卷戏剧集的序，阐述了中国现代戏剧运动与戏剧创作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对中国现代戏剧史的发展过程描写详细，可以当做一部中国现代戏剧史纲来读。这样大规模的合作研究工程取得如此成功，与马悦然的组织能力及其深厚的中国文学修养是分不开的。1977年主编了《现代中国文学及其社会背景》（英文）一书。

后来，为了使西方读者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学，马悦然大量翻译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优秀作品，有《毛泽东诗词全集》、沈从文的《边城》（1987年瑞文版出版）、《从文自传》，以及张贤亮的小说《绿化树》、李锐的短篇小说集《厚土》和长篇小说《旧址》、台湾诗人商禽的《冰冻的火炬》以及高行健的小说戏剧集以及长篇小说《灵山》，另外他还翻译了闻一多、卞之琳、郭沫若和艾青的许多诗歌。到1992年为止，他的全部文学译作就有700种之多。马悦然还非常喜欢北岛、顾城、杨炼的诗。他称顾城是“会走路的诗”，他认为北岛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语言，是前人没有的，而杨炼则是寻找的诗人，可以回到先秦的时代。马悦然觉得他们都年轻而富有活力，也许可以展示中国新诗的未来。1983年用瑞典文翻译出版了中国当代青年诗人北岛和顾城的诗选《海岸与被宠坏的孩子》。1986年编辑翻译了《中国八十年代诗选》，其中包括“朦胧”诗人北岛、顾城、江河、杨炼、严力等人的作品。另一方面，由于他的努力，促进了不少瑞典诗人的作品也陆续被译为中文。

马悦然的翻译功底在翻译高行健的长篇小说《灵山》时，表现得淋漓尽致。《灵山》长达六七百页，而且与中国小说的传统写作很不相同，它没有连贯性的人物与故事，结构十分复杂，**人称“我”同第二人称“你”实为一体，后者乃是前者的投射或精神的异化。第三人称“他”则又是对**人称“我”的静观与思考。除了结构心理复杂之外，文化内涵也相当复杂，它揭示了中国文化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即他所定义的中国长江文化或南方文化，换句话说，也就是被历代**提倡的中原正统教化所压抑的文人的隐逸精神和民间文化。这部小说，上溯中国文化的起源，从对远古神话传说的诠释、考察，到汉、苗、彝、羌等少数民族现今民间的文化遗存，乃至当今中国的现实社会，通过一个在困境中的作家沿长江流域进行奥德赛式的流浪和神游，把现时代人的处境同人类普遍的生存状态联系在一起，加以观察。对许多读者来说，《灵山》可不是那么好进入的，阅读起来非常费劲。而马悦然，却能将《灵山》译得非常漂亮，可见，没有深厚的文化修养，是难以完成如此艰巨的工程的。《灵山》的法译本在1996年于巴黎出版，由杜特莱夫妇（NoelDutrait，LilianeDutrait）翻译。出版时法国左、中、右各报均给予很高的评价。

马悦然在学术研究领域中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关于古代典籍《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的研究，并从事实和义理两方面来理解和研究《春秋》；曾将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译为英文。

马悦然精心译注了这两种典籍，并作出了基本的学术判断：《公羊传》与《谷梁传》这两种典籍虽然在用词、语言结构和写作风格上有所不同，但基本造句结构显示出这两种典籍大体上是属于汉语在同一发展阶段的产物。它们显示了一种在新旧造句法之间摇摆的特点，是汉帝国建立初期知识分子中间普遍使用的写作手法，对汉以后学者的写作风格很有影响。虽然这两种典籍的语法结构能反映汉语在同一过渡时期的风格特征，但可以确定，《公羊传》问世在前，《谷梁传》产生在后。循着这条线索分析下去，马悦然得到一个重要的发现，即董仲舒为研究“公羊”学而写的《春秋繁露》，全部85章中极大部分章节不是他本人写于西汉初期，而是经东汉以后的人、甚至是魏晋南北朝人删改或托名伪作的。现在所见的《春秋繁露》最早版本，来自于唐代孔颖达著《五经正义》，其中大部分章节与班固(32―92)记录汉章帝时群臣辩论经学结果的《白虎通义》及何休(129―182)的《春秋公羊解诂》有关，因为《春秋繁露》在阐释“公羊经”的含义时甚至多处录用了《白虎通义》与《春秋公羊解诂》的内容。

马悦然还写了不少赏析中国古典诗词的文章，不仅显示了他高度的艺术鉴赏力，也显示出他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他的《一张牡丹画上的六首诗》只是一篇赏析性文章，却传递出大量的近代历史人物的讯息。他的这篇文章虽然不是一篇专门领域内的学术性论著，但就其对清代社会君臣之间关系的描述，特别是对满、汉**微妙复杂的内心世界的剖析，显示了他对清代社会历史的深刻了解，以及对满汉文化在一个官僚体制内部相互渗透情形的深刻了解。

马悦然广泛涉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他曾经写过一篇研究《荀子》著作中有关民歌的文章。对其中的56节民歌，作出了详细的译注。马悦然还出版过一本小册子《唐代三台诗译注》，研究70年代新疆吐鲁番地区出土的一种唐代民歌。马悦然对古典文学的研究总是把文学鉴赏与历史背景的分析结合起来，以此加深对作品的理解，他的《辛弃疾词论》尤其表现了这个特点。马悦然译注了辛弃疾所填的十三阕《沁园春》，他发现，这是辛弃疾最喜欢用的曲牌。他指出，辛词语言浅白，押韵严格，并带有一个悲怆的结尾，词中常常使用象征手法或某种特殊的意象来衬托主题，是最优秀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另外他还翻译了10卷本的《唐宋诗词选》。

马悦然还发表过一篇文章《康有为》，介绍了康有为与瑞典的关系，着重分析了他的社会理想。他把康有为放在一个广阔的社会背景上介绍给瑞典读者。康有为于1904年和1906年两次访问瑞典，逗留瑞典期间，他考察了医院、监狱、工厂、学校、幼儿园和图书馆，他研究这些机构对社会改造的作用，以及瑞典社会结构的特点，认为这些社会措施正与他在《大同书》中所倡导的社会理想相吻合，他的日记中对参观瑞典各社会组织机构的过程与自己的感受有详细的记载，这些日记如今还保留在马悦然的手中。

作为当代西方汉学界的领袖人物之一，马悦然不仅在文学作品翻译和学术研究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而且在中瑞文化交流的社会活动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他与许多中国学者、作家和诗人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他和诗人北岛、翻译家李之义合作出版了一册中文版的《北欧现代诗歌选粹》，他编写了多种汉语教材，供瑞典和其他北欧国家的青年学者使用，在他担任斯德哥尔摩大学汉学系主任与教授期间，有13名学生获得了博士学位。他不仅两度担任欧洲汉学协会**，**了欧洲的汉学研究活动，同时，他也是其它一些人文科学机构的成员。例如，他多年来一直担任斯德哥尔摩大学人文学会的巡视员，他也是著名的瑞典中国研究会的成员之一，在这些职位上，他并不是一个名誉成员，而是积极从事具体的工作，如多次参与组织国际汉学大会，从各方面促进当代瑞典以及欧洲的汉学研究。瑞典还设立了马悦然中国现代文学奖学金，通过他个人的影响，争取各种捐助，时常邀请一些优秀的中国当代作家与学者前往瑞典和其它北欧国家访问讲学，为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马悦然不仅钻研古代语言，而且对东方古代哲学极为感兴趣，在入学的头两年，他读了不少东方古典哲学著作。其中，老子的《道德经》即使他产生强烈兴趣，又使他十分困惑，他遍读英、德、法等几种语言的译本，不知道哪一种最接近原著，能够给他以确切的解释。于是，他决定去请教当时最有名的汉学家高本汉，高本汉告诉他这些译本的质量都不够好，便把自己的尚未付梓的英文译稿借给他阅读，从这次与高本汉谈话开始，马悦然感到，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似乎已经确定了。随后，他接受高本汉的劝告，1946年离开乌普萨拉大学，转到斯德哥尔摩大学，跟随高本汉学习古代汉语和先秦文学。学习了两年汉语以后，1948年，马悦然得到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奖学金，前往中国进行方言调查。由于他的老师高本汉早年的研究集中在中国的北方，一直没有机会一探南方语音系统，便乘此机会，让他到四川进行方言调查，此时他还不会说汉语。从上海到重庆、成都，他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便粗略学会了可应付其田野考察工作的西南官话。此后就一头扎在峨眉山下的报国寺内作了八个月的方言调查。后曾去**旅行，返川后居住在一位中国化学教授家中继续学中文。1950年他与那位教授的女儿陈宁祖结婚。马悦然在四川北部工作了两年，成功地收集了重庆、成都、峨嵋、乐山等地的方言资料，他在返回瑞典之后，以这些资料为基础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

1951年获汉学博士学位。1952年，马悦然回到乌普萨拉大学语言学系，教了一年汉语和中国文学；1953年到1955年，他任教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后到瑞典外交部工作；1956年至1958年，他被瑞典政府外交部任命为驻华使馆文化参赞，在中国的几年中他认识了不少中国朋友，与著名作家老舍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58年至1964年，马悦然离华回国，随即受被聘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高级中文讲师，后晋升为汉学教授和东方语言系主任。1965年，马悦然的老师高本汉从汉学系教授的位置上退休，马悦然及时回到了瑞典，运用他在英伦与澳洲取得的教学管理经验，正式组建斯德哥尔摩大学汉学系。他并且提出，为了促进瑞典的汉学研究与教学工作，应将皇家图书馆、斯德哥尔摩大学图书馆和远东考古博物馆里的中文图书集中起来，建立一个专门的东亚图书馆，这个建议在20多年后于1986年才成为现实。汉学系刚建立时只有几个学生，经过20多年的发展，如今已形成了综合培养博士、硕士和本科生的教学规模。1966～1969年先后任斯德哥尔摩大学语言系主任、瑞典文学、历史和文物研究院副院长。1967～1977年任亚洲学院院长。1980～1982和1986～1988年间任欧洲汉学协会会长。1984年当选为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荣誉院士。1985年，马悦然获选加入瑞典学院(SwedishAcademy)，成为院中唯一的汉学家院士，拥有诺贝尔奖的投票权，这是一项终身职务。1978和1984年，由于他在汉学方面的成就和传播中国文学方面的贡献，两度获得瑞典国王奖。1990年6月，马悦然从汉学系主任与教授的位置上退休，但他仍在积极从事于中国文学的译介和中瑞文化交流工作。

马悦然自认为自己是一个杂家，他对中国古代典籍的译注和评介几乎遍及中国整个古代的各个时期和所有的文类。从乐府古诗到唐宋诗词，到散曲，到辞赋古文，乃至《水浒》和《西游记》这样的大部头小说，他都译成了瑞典文。在一篇题为《瑞典的中国研究概述》的文章中，马悦然的学术接班人罗多弼指出，70年代以后，马悦然的工作从前期的疏解知识谜团转入文化阐释。他还特别强调说，马悦然的博学强记和精确的分析能力，再加上那特有的审美感受，最有助于从事这一跨文化的媒介工作。

马悦然教授对中国文化有浓厚兴趣，正是他真正把欧洲的汉学研究领域从考古学、语言学扩展到文学，并把中国古代和现当代文学作品大量介绍到欧洲。他一开始就按照他的导师高本汉教授的治学方法，在古汉语和中国古代文化知识方面打下了扎实的基础。马悦然教授在汉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1950年到1984年之间，他发表了上百种的研究论著，涉及到语言、文学和哲学研究等学术领域。从古汉语语法和音韵分析到四川方言调查，从中国古典小说的翻译到当代朦胧诗的译介，他的学术研究涉猎了中国语言学与中国文学的众多领域，他不仅继承了西方汉学前辈审慎严谨的治学方法，并且改变了瑞典乃至欧洲汉学研究独尊先秦的学术传统，带头将欧洲的汉学研究重点拓展到中国现、当代文学和社会文化领域，把学术研究与促进国际间，特别是中瑞两国之间学术文化交流的具体活动结合起来，使当代汉学研究在西方世界得到了光大和发展。

马悦然不止一次说过：“如果沈从文1988年没有去世，他肯定获诺奖。”

马悦然：要是说中国作家得奖，沈从文头一个就是，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作家就是他，头一个可以获奖的。你不同意我的看法吗？虽然沈从文到1950年代就不写作了，他1949年放弃写作之后，埋头于文物研究，1949年到1978年在历史博物馆当讲解员，1978年到1987年在研究所做研究工作。我觉得他写的那部《中国历代服饰研究》是一部非常有**性的长篇小说，最精彩的一部长篇小说。沈从文没有文学家的自负清高，因为他是一个土包子，一个乡巴佬，他懂得下层人民的疾苦，懂得历史上人民生活的疾苦，所以他会写《边城》、《长河》那样伟大的小说。他即使不写小说，写服饰研究也很出色，你可能没读过他的《中国历代服饰研究》，非常漂亮，很多专门做服饰考古的学者没有人能写出他那样出色的书。在中国，要得诺贝尔文学奖，除了沈从文，有谁能得呢？

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去世，马悦然回忆道：“当时是龙应台先问我，你知道沈从文去世了吗？我说没听说，就给在瑞典的中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打了个电话，说你能不能告诉我沈从文是不是去世了？他说，谁？我说沈从文。他又说，谁？我马上就挂了！他是文化参赞，却没听说过沈从文这个名字，我非常生气！当时我在（瑞典）学院开会，那时是**，会议结束前我就敲桌子（**有个议事锤），敲得很大声，报告给大家说，沈从文去世了。”

马悦然是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的瑞典文翻译者，正是因为马悦然既是翻译者又是评委，所以当高行健获奖时，马悦然一度受到强烈质疑和批评。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的十天前，高行健将他作品瑞典版的出版商，从Forum换成了Atlantis。Atlantis出版社恰恰是马悦然一位朋友的，有媒体猜测他这样做会不会是马悦然事先走漏了得奖的结果。但高行健否认他知道结果，他表示：“我根本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被列入考虑名单，太意外了。”美国《****》发表文章《可疑的幕后*纵令诺奖蒙羞》抨击马悦然，德国文化部长诺曼也公开指责马悦然给瑞典文学院的名誉带来了沉重打击。马悦然说：“我86年就开始翻译高行健的作品，差不多他所有的短篇小说，两个长篇小说，18个戏剧中的14部，我都翻成瑞典文。我不管别人对高行健的评价，我有我自己的评价。”

马悦然并非莫言作品的翻译者，但马悦然一直认为莫言是最有可能获诺奖的中国作家之一，除了莫言，他还非常推崇北岛、李锐、曹乃谦。

关于莫言，马悦然说：“我头一次跟莫言见面是在香港中文大学，我在那儿当了一学期客座教授。有天莫言来了，我们花了几个小时谈话，第二天他又回去了，因为要分房子，我觉得非常奇怪。后来听说没有分到。第二次是在台北，他跟9个作家（陈文芬补充：有苏童、余华、丛维熙、张炜、陈丹燕、池莉等），在台北住了几天。有天他们晚上出去看热闹，莫言不想去，跟我在饭店里喝威士忌。第三次是2005年他参加（北京）斯特林堡戏剧节，那天来的中国作家有李锐、余华和莫言等，我们没多少机会见面，但常常通信。”

中国作家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这个结果，绝对让大多数国人既惊喜又意外。诺贝尔文学奖长期被欧美作家“霸占”，中国作家获奖几乎被认为是奢望。但是，瑞典文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通过电子邮件向成都商报记者表示，“对你们的意外很意外，人家莫言的译本已经这么多了。”马悦然表示，中国作家应该更自信，挖掘更多自己的内在力量，而不应太看重国外的标准。此外，好的作品遇到好的翻译也很重要。包括阿来、余华、杨红樱等中国作家的作品不断在欧美推出多语种版本，此次莫言获奖，显示出中国文化对外的影响逐渐增大的趋势。

据说，莫言为了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准备了六套礼服。不过，就新闻发布会的现场视频来看，他其实更应该携带一个合格的英语口译。这位翻译小姐甚至不知道如何翻译著名汉学家“马悦然”。

当瑞典电视台记者问莫言如何形容马悦然时，翻译干脆不知道马悦然的英文名是GoranMalmqvist，经由现场的国内记者提醒后才译出。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清华教授转发其“受贿”谣言

在网络上传出的所谓“内地某作家贿赂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的传闻，前日经过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李希光的微博转发，终于引来当事人马悦然的愤怒回应。据报道，马悦然就此事给清华大学校长写了***，信中称：“我非常惊讶一位原来很有声誉的清华大学的教授竟然可以伪**言，我唯一的解释是×教授兼副院长完全缺乏道德感。”身在美国的李希光则通过短信表示，他是从中国广播网上看到此消息并转载的，此条微博现已被删除。

2012年5月16日，李希光转发微博称，“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马悦然收受中国内地“某作家”60万美元u2018翻译定金u2019，导致诺贝尔文学奖110年来面临最大信任危机，其权威性和公正性遭遇空前挑战和质疑。据外媒报道，该“作家”以请马悦然将他的三个作品翻译成瑞典文字为名，一次性支付u2018翻译定金u201960万美元，并承诺对其他的诺奖评委进行公关。”李希光未在博文中标明转自何处。当天，此微博被转载近200次。调查中，记者发现此条微博的来源是4月29日见诸网络的消息“内地某u2018作家u2019以60万美元贿赂诺贝尔文学奖评委”，文中除了转载的部分，内容还包括“u2018翻译门u2019**一经曝光之后，西方媒体纷纷发表文章惊呼u2018马悦然使诺奖极大蒙羞u2019，力劝其辞去瑞典皇家文学院院士和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一职，u2018以捍卫诺贝尔奖的荣誉和尊严u2019……”。4月29日后，这条消息被国内许多网站转载，消息的出处被注明为“中国广播网”或者“欧洲时报网”，消息中，均采用了“据外媒”、“据瑞典媒体”的说法，文中没有任何采访对象。但在这两个网站的**上进行搜索，却并未发现这篇消息。而通过GOOGLE英文、俄文搜索时，也没有任何发现。

马悦然在***中写道：“尊敬的清华大学顾秉林校长：我非常惊讶一位原来很有声誉的清华大学的教授竟然可以伪**言：谴责我接受了60万美元的贿赂，为了要翻译一位我不认识的作家的作品，而且劝我瑞典学院的同事们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那位作家。我唯一的解释是×教授兼副院长完全缺乏道德感。可惜的是他这种非常卑鄙的行为会影响西方学者对清华大学的看法，也会增加他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界的怀疑。”马悦然的夫人陈文芬表示，即使李希光不是谣言的源头，“我认为李希光是有责任的”。“那些中文网站称u2018西方媒体纷纷报道这则消息u2019，却没能链接任何一个外国新闻网作为参考，也没有任何具体的外国媒体的名字，已经至为荒唐了。李希光是新闻学院的教授，连这样的新闻也没有去查新闻源头就转载。我认为他是没有专业知识也没有学术良心。”

身在美国的李希光，则通过短信表示，这条发在微博上的消息是“摘自中国广播网”。对马悦然的***，其未做回应。

文化旁白谁来提高造遥者的成本

所谓的“赂选”**其实只有两个解释，其一，某“作家”连同背后那位财大气粗且痴迷文学的后台“很傻很天真”，至今还抱着“有钱能搞定一切”的幻想。其二，这件事从头到尾就是网络推手利用诺贝尔文学奖在自我炒作。其实，即使马老爷子昨日自己不出来否认，这件事还可以从时间上判断真伪，如果真如文中所称，“u2018翻译门u2019**一经曝光之后，西方媒体纷纷发表文章惊呼u2018马悦然使诺奖极大蒙羞u2019……”可以想见，马老爷子在其后的数日里，肯定是媒体口诛笔伐的焦点，但实际的情况是，其后多日网络风平浪静。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此间各大媒体一直守口如瓶。

至于李希光教授在微博中转发，马悦然说得虽然尖刻，却很切实，因为以李希光先生的身份和职业，并没挡住一条假消息的外漏，确实令人遗憾。

遗憾之余，我们其实也该反省如何提高**者的成本问题。因为就在昨日，网络上又*出消息，“诺贝尔文学奖唯一懂汉语评委马悦然去世”。和之前的“赂选”一样，消息来源于“没影”的外媒，文中没有任何采访人，无法找到消息发布者。

但即便如此，除了愤慨，我们却对当前这种网络诋毁没有切实有效的办法。但在此之前，至少有件事我们可以做，加强自己的鉴别能力，对那些已经在多次**中扮演炒作者角色的人，自觉提高警惕，这不仅有助于保护别人的名誉，也可以避免自己卷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