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悦 - 《后汉书・荀悦传》
悦字仲豫，俭之子也。俭早卒。悦年十二，能说《春秋》。家贫无书，每之人间，所见篇牍，一览多能诵记。性沉静，美姿容，尤好著述。灵帝时阉官用权，士多退身穷处，悦乃托疾隐居，时人莫之识，唯从弟特称敬焉。初辟镇东将军曹*府，迁黄门侍郎。献帝颇好文学，悦与及少府孔融侍讲禁中，旦夕谈论。累迁秘书监、侍中。
时，政移曹氏，天子恭己而已。悦志在献替，而谋无所用，乃作《申鉴》五篇。其所论辩，通见政体，既成而奏之。其大略曰：夫道之本，仁义而已矣。五典以经之，群籍以纬之，咏之歌之，弦之舞之，前监既明，后复申之。故古之圣王，其于仁义也，申重而已。
致政之术，先屏四患，乃崇五政。
一曰伪，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伪*俗，私坏法，放越轨，奢败制。四者不除，则政末由行矣。夫俗*则道荒，虽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坏则世倾，虽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轨越则礼亡，虽圣人不得全其道矣；制败则欲肆，虽四表不得充其求矣。是谓四患。
兴农桑以养其生，审好恶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备以秉其威，明赏罚以统其法。是谓五政。
人不畏死，不可惧以罪。人不乐生，不可劝以善。虽使契布五教，皋陶作士，政不行焉。故在上者先丰人财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蚕宫，国无游人，野无荒业，财不贾用，力不妄加，以周人事。是谓养生。
君子之所以动天地，应神明，正万物而成王化者，必乎真定而已。故在上者审定好丑焉。善恶要乎功罪，毁誉效于准
验。听言责事，举名察实，无惑诈伤，以荡众心。故事无不核，物无不切，善无不显，恶无不章，俗无奸怪，民无*风。百姓上下睹利害之存乎己也，故肃恭其心，慎修其行，内不回惑，外无异望，则民志平矣。是谓正俗。
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荣辱者，赏罚之精华也。故礼教荣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扑，以加小人，化其刑也。君子不犯辱，况于刑乎！小人不忌刑，况于辱乎！若教化之废，推中人而坠于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纳于君子之涂。是谓章化。小人之情，缓则骄，骄则恣，恣则怨，怨则叛，危则谋*，安则思欲，非威强无以惩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备，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则寄之内政，有事则用之军旅。是谓秉威。
赏罚，政之柄也。明赏必罚，审信慎令，赏以劝善，罚以惩恶。人主不妄赏，非徒爱其财也，赏妄行则善不劝矣。不妄罚，非矜其人也，罚妄行则恶不惩矣。赏不劝谓之止善，罚不惩谓之纵恶。在上者能不止下为善，不纵下为恶，则国法立矣。是谓统法。
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诚，守之以固，简而不怠，疏而不失，无为为之，使自施之，无事事之，使自交之。不肃而成，不严而化，垂拱揖让，而海内平矣。是谓为政之方。
又言：尚主之制非古。厘降二女，陶唐之典。归妹元吉，帝乙之训。王姬归齐，宗周之礼。以阴乘阳违天，以妇陵夫违人。违天不祥，违人不义。又古者天子诸侯有事，必告于庙。庙有二史，左史记言，右史书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君举必记，善恶成败，无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异，咸在载籍。或欲显而不得，或欲隐而名章。得失一朝，而荣辱千载。善人劝焉，*人惧焉。宜于今者备置史官，掌其典文，纪其行事。每于岁尽，举之尚书。以助赏罚，以弘法教。
帝览而善之。
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诏尚书给笔札。辞约事详，论辨多美。其序之曰：
昔在上圣，惟建皇极，经纬天地，观象立法，乃作书契，以通宇宙，扬于王庭，厥用大焉。先王光演大业，肆于时夏。亦惟厥后，永世作典。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日著功勋，五曰表贤能。于是天人之际，事物之宜，粲然显著，罔不备矣。世济其轨，不陨其业。损益盈虚，与时消息。臧否不同，其揆一也。汉四百有六载，拨*反正，统武兴文，永惟祖宗之洪业，思光启乎万嗣。圣上穆然，惟文之恤，瞻前顾后，是绍是继，阐崇大猷，命立国典。于是缀叙旧书，以述《汉纪》。中兴以前，明主贤臣得失之轨，亦足以观矣。
又著《崇德》、《正论》及诸论数十篇。年六十二，建安十四年卒。
荀悦 - 荀悦的法律思想 荀悦(148～209)东汉末史学家、政论家。字仲豫，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荀况13世孙，少好学，善于解说《春秋》。汉献帝时任黄门侍郎，后迁秘书监、侍中。敢于抨击当时流行的谶纬符瑞之说，反对诸侯专有领地、大夫专有采邑和富人自由兼并的土地私有制。他提出人君治理国家应当“屏四患”，即“伪、私、放、奢”，“崇五政”，即“兴农桑”、“审好恶”、“宣文教”、“立武备”、“明赏罚”。著有《申鉴》5卷（今存），《汉纪》30篇（已佚）。荀悦的法律思想，主要是：①法与教都是“政之大经”他认为制定法制、实行教化是治国治民的基本手段,“政之大经,法、教而已”。主张教与刑，都要先简后繁,“教初必简”,“然后责备”；“刑始必略”，“然后求密”。如果开始就规定出繁杂的礼仪，人民难以实行，反而招人厌恶，这叫做“设必违之教”的“虚教”。如果开始就制定出繁密的法令,人民难以遵守,等于“陷民于罪”，这叫做“设必犯之法”的“峻刑”。②“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荀悦持儒家“性三品”说，将人分为君子、中人、小人。认为君子不会触犯刑律，因而只需施以“礼教荣辱”，“化其情”即可。小人“不忌刑”，对他们进行教化不起作用，必须使用“桎梏鞭扑”，才能制止其犯罪，这叫做“治其刑”。对于中人，则要刑礼兼用，才可以“引中人而纳于君子之涂”。③“避仇有科”。荀悦认为“复仇”是出于“义”，因此虽不能纵容“复仇”，但也不可绝对禁止“复仇”，主张“依古复仇之科”处理。即*害父、兄弟、从父、从兄弟的人，如依法规定躲避他处，即不可复仇；如果不躲避，则可复仇；仇人因“公命行止者”，不能算做未依法躲避。
荀悦 - 荀悦的《汉纪》 《后汉书》卷62《荀悦传》言《汉纪》“辞约事详，论辨多美”。至唐，刘知几撰《史通》，按古代史书体裁分为六家，即：尚书家（记言）、春秋家（记事）、左传家（编年）、国语家（国别家（断代纪传）。刘知几对《左传》及《汉纪》颇为赞赏，他在《史通・六家篇》言：“《左传》家者，其先出于左丘明……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信圣人之羽融，而述者之冠冕也。……当汉代史书，以迁、固为主，而纪传互出，表志为重，于文为烦，颇难周览。至孝献帝，始命荀悦撮其书为编年体，依《左传》著《汉纪》三十篇。自是每代国史，皆有斯作，……或谓之春秋，或谓之纪，或谓之略，或谓之典，或谓之志，虽名各异，大抵皆依《左传》以为的准焉”。刘知几在《史通・二体篇》亦言：“班、荀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已难矣。后来作者，不出二途”。可见刘知几已把《汉纪》与《汉书》相提并论，说明《汉纪》在史学史上的地位是相当高的。《汉纪》的价值，即在开一新体裁，以补《史记》、《汉书》等纪传体互相重复、于文为烦的不足，从而创立了以年月系事的编年史书体例。自荀悦撰成《汉纪》以后，陆续有张�A、袁宏各撰《后汉纪》、孙盛撰《魏氏春秋》，干宝撰《晋纪》。往后各代都有撰此体裁者，说明荀悦创建之功，实不可没。有了《汉纪》就可以与《汉书》互相印证，补短取长，便于读者诵读和研究。《汉纪》的取材，绝大多数来自《汉书》，自己也稍有增删。如谏大夫王仁、侍中王闳的谏疏，皆《汉书》所无；关于壶关三老茂，《汉书》无姓，《汉纪》则云姓令狐；朱云请尚方剑，《汉书》作“斩马剑”，《汉纪》乃作“断马剑”。据唐张渭诗：“愿得上方断马剑，斩取朱门公子头”，证明《汉书》有误字。是知《汉纪》自有剪裁，非一味抄袭者比。《后汉书・荀悦传》言：“时政移曹氏，天子恭已而已，悦志在献替，而谋无所用，乃作《申鉴》五篇”。所谓《申鉴》，即申论前事，以为后世鉴戒之意，仅从此题目观之，即知悦著书并非*离**音，献帝自建安元年被曹*移至许，虽然生活得到安定，然*对献帝的监视和控制，远远胜过已往凉州军阀，而献帝亦企图诛*。在这种情况下，悦势不得保持中立，历来学者多以为荀悦不满曹*专政，其著书的目的即在于规劝曹*作一汉室忠臣，而勿为王莽篡夺，遗臭万年。但也有个别史家不同意这个意见。依我看，荀悦出身于儒门世家，个人并不怎样热中于权势名利，故栖迟衡门，年逾半百，始行出仕。从他的阅历和家世看，他不可能参预诛*谋划。但从他所撰《申鉴》及《汉纪》的思想内容看，连他自己都不回避乃“有监戒焉”。所以他在《申鉴》中要“在上者……肃恭其心，慎修其行，内不回惑，外无异望，则民志乎矣”。这是明确劝告曹*修德慎行，内不回惑伤忠贞，外无异望图汉鼎。继之又言，“古者天子诸侯有事，必告于庙，朝有二史，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君举必书，善恶成败，天不存焉……得失一朝，而荣辱千载。善人劝焉，*人惧焉”。这是告诫曹*，要黾勉作周公，永远留典型于后世，获荣誉于万代，切勿作王莽，逞快于一时，遭诟辱于千载。从《申鉴》的内容看，如“人不畏死，不可惧以罪；人不乐生，不可劝以善……故在上者先丰人财，以定其志，……善恶要乎功罪，毁誉效于准验，听言责事，举名察实”，等等名言嘉语，表明荀悦不仅明于治*之理，而且具有一定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然而他在《汉纪》中却喋喋不休地谈论天人感应与灾异迷信之事，显而易见的是他企图以此来恫吓曹*，使*日后亦不能不对自己不相信天命之事加以解释。
荀悦 - 荀悦名言不受虚言，不听浮术，不采华名，不兴伪事。出自：汉・荀悦《申鉴・俗嫌》不听动听的话语，不相信不切实际的方法，不谋取浮华的名声，不作虚伪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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