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半农(1891.5.29～1934.7.14)
刘半农，原名寿彭，后改名复，初字半侬，时用瓣�，后改字半农，号曲庵。江苏汀阴人，是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之一。著名的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同时，他又是我国语言及摄影理论奠基人。他的《汉语字声实验录》荣获“康士坦丁语言学专奖”。是我国**个获此国际大奖的语言学家。
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1911年曾参加辛亥革命，1912年后在上海以向鸳鸯蝴蝶派报刊投稿为生。1917年到北京大学任法科预科教授，并参与《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积极投身文学革命，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1920年到英国伦敦大学的大学院学习实验语音学，1921年夏转入法国巴黎大学学习。1925年获得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所著《汉语字声实验录》，荣获法国康士坦丁・伏尔内语言学专奖。1925年秋回国，任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讲授语音学。
1926年出版了诗集《扬鞭集》和《瓦釜集》。1934年在北京病逝。病逝后，鲁迅曾在《青年界》上发表《忆刘半农君》一文表示悼念。
刘半农 - 生平1891年5月27日,他出生于江苏江阴西横街。父亲刘宝珊,曾中过秀才,后与人创办江阴最早的小学翰墨林小学。1905年,17岁的刘半农从翰墨林小学毕业,以江阴考生第―名的成绩考取由八县联办的常州府中学堂。同期录取的还有后来蜚声海内外的国学**钱穆。刘半农天资聪颖,每次考试各科成绩平均都在90分以上,深受学监(校长)屠元博的喜爱。―次,刘半农到屠家拜访,偶然结识了屠父屠敬山。屠敬山是远近闻名的史学家,交谈中,屠敬山发现这个少年学子才识双全,可堪造就,于是破例将他收为**,此事在当地―时传为佳话。*打出头鸟,出于嫉妒,有人说他好钻营取巧,这让他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没有理睬别人的**,决心用实力证明自己。不久机会就来了。―次,知府到学堂视察,临时出了一道命题作文,想考察―下学生的成绩。结果刘半农又以**名的成绩再夺花魁,并得到知府亲自嘉奖。这样一来,连原先嫉妒他的人也心服口服。刚入常州府中学堂**年,刘半农每次考试几乎都名列**,被学校“列入最优等”。一时声名大噪。钱穆晚年回忆说:“不三月,寿彭连中三元,同学争以一识刘寿彭为荣。”
就这样,刘半农才子的名声一下子传开了。
1910年6月,中学还没有毕业,刘半农就与未婚妻朱惠结婚了。刘半农与朱惠的结合,很有些传奇色彩。
刘半农的母亲是―个虔诚的佛**,逢年过节经常到离家不远的一处小庵堂里烧香拜佛,时间一久,就与令阱株拜佛的朱家女人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刘半农11岁那年,母亲带他到庵堂里烧香,碰巧朱家女人也带着自己的两个女儿来庵里玩。这次见面让双方有了意外的惊喜。11岁的刘半农相貌端正,聪明灵活,朱家女人看了满心欢喜,便萌生了将长女许配给他为妻的念头。巧的是刘半农的母亲也相中了朱家的长女朱惠。朱惠比刘半农大3岁,14岁的朱惠已经出落成―个亭亭玉立的美丽少女。刘半农的母亲对朱家长女十分喜欢,回家就把朱家意思与丈夫说了,丈夫极力反对,认为朱家与刘家门不当户不对,便以女方年长儿子3岁为由拒绝了。朱家却认准了这门亲事,诚恳地说,如果嫌老大大了,就把老二许配刘家。话说到这个地步,刘家便答应了这门亲事。然而好景不长,不久,朱家二女儿竟患病去世了,刘家很叹息了一阵子。本来这门亲事算黄了,但朱家又提出把老大许配给刘家,刘半农的父亲被对方的诚意感动了,最终同意了这门亲事。
那个时代的习俗,男女双方订婚后很少见面。刘半农却不管这个规矩。早在庵堂里他就悄悄地喜欢上了朱家的长女,只是当时碍着旧俗不好表现出来。现在订婚了,就不必顾忌了,一有机会就悄悄地往朱家跑。―次,朱惠在井台上打水,无意中露出长裙下的一双用红布裹着的三寸金莲,看着心上人走路一瘸一拐的样子,他很是心痛。回家后坚决反对未婚妻缠脚,经不住他的软磨硬缠,后来两家达成一个折中的协议,白天朱惠继续缠脚,晚上就悄悄放开。刘半农的体贴深深地打动了少女的心,两人感情也一天天加深。
刘半农到常州府学堂读书后,考虑到家务事多,父母便将朱惠接到家中做了童养媳,,毕业前―年,母亲突然犯,为了冲喜,家人让两人匆忙结了婚。婚后,朱惠吃苦耐劳,由于过度劳累,先后两次流产,父亲极为不满,为了刘家香火,父亲决定为儿子纳妾。此刻接受新思潮影响的刘半农,对父亲的决定十分反感,为了避免正面冲突,他悄悄地把妻子带到上海。1916,他们**个女儿出生了,考虑到家乡重男轻女的观念,女儿刘小惠一直女扮男装,直到1920年出国前才恢复了女儿身。
中学肄业的北大教授
在常州府学堂毕业前一年,出于对学校保守的教育体制的不满和失望,刘半农做出了―个惊世骇俗的决定,放弃到手的大好前程,毅然从学校退学。
刘半农的退学在家乡引起了一场轩然**,不仅父亲大为震惊,家乡人也议论纷纷。刘半农决定离开家乡到外地发展。1912,刘半农只身前往上海,经朋友介绍,在时事新报和中华书局谋到了一份编辑工作,并业余在在《小说月报》、《时事新报》、《中华小说界》和《礼拜六》周刊上发表译作和小说。为了迎合读者口味,他给自己起了几个艳俗的名字,如半侬、寒星、范瑞奴等,而用的最多的笔名就是半侬。由于国文功底好,悟性高,再加上勤奋和才情,刘半农很快成为上海滩文坛上一个十分活跃的小说新秀,拥有了―批读者。5年时间发表了四十多篇****,内容包括言情、警世、侦探、滑稽、社会等等有闲阶级阅读的消遣小说,如《失魂*》、《最后之跳舞》等等,他的名字经常出现在《小说月报》、《小说大观》、《礼拜六》等杂志上,受到许多读者的追捧。苏雪林晚年回忆说:“半侬的小说我仅拜读过三数篇,只觉得滑稽突梯,令认绝倒。”
经过几年奋斗,刘半农在上海滩声名鹊起,被人称为“江阴才子”、“文坛魁首”,他已经可以靠着每月几十元的稿费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而且约他写稿的杂志越来越多,就连赫赫有名的报人和小说家严独鹤都来向他组稿,刘半农终于用一支笔为自己闯出了一片新天地。
1917年夏,刘半农从上海返回江阴,一方面在家中赋闲,一方面思考着自己未来的人生道路。由于没有固定收入;只好靠变卖家中物品度日,经常穷得揭不开锅,最困难的时候连猫食都无钱购买,妻子不得不经常到娘家去借贷。就在一家人贫困潦倒的时候,忽然接到了一封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寄来的聘书,正式聘请他担任北京大学预科国文教授。―个连中学都没有毕业的人突然接到全国最高学府的聘书,不仅妻子难以相信,他自己也不敢相信。只有弟弟刘天华相信,他一向佩服哥哥的才华,相信以哥哥的天资早晚会出人头地,做出一番大事,现在机会终于来了。开始刘半农还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怎么也不相信这样一步登天的好事会落到他的头上;想了半天才想到不久前在上海与《新青年》主编陈独秀的一次难忘的会面,现在看来一切都是那次会面时的结果。事实正是如此,那次会面,陈独秀慧眼识珠,不仅看出刘半农。身上的锐气,更看出他是―个可造之才,北大正需要这样的人,于是向不拘一格选人才的蔡元培先生作了大力推荐。就这样,―个藉藉无名的连中学都未毕业的乡村年―个鲤鱼跃龙门,跨入了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随着一纸聘书,刘半农这个连中学都没有毕业的人,一步跨入了北大这个全国最为显赫的高等学府。同时执教的还有钱玄同、周作人、胡适等人。最初他教授诗歌、小说、文法概论和文典编纂法等。虽然连中学都没有毕业,好在他国学功底并不逊于他人,而且又长于写作,阅读广泛,上课又认真准备,不久就站稳了脚跟,得到了学生的认可。很快人人都知道北大来了一个中学肄业的国文教授刘半农。 《新青年》杂志演“双簧” 一个偶然的机会,醉心于通俗小说创作的刘半农在《新青年》杂志上看到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大受震动,决定与旧文学决裂;投向新文学。1918起,刘半农开始向《新青年》杂志投稿,表达自己文学改革的愿望。署名时斟酌再三,觉得自己以前用那种香艳媚俗的笔名“半侬”十分可耻,毅然去掉了偏旁,改为“半农”,以示与过去决裂。1918年1月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应用文之教授》一文时,正式署名“半农”,从此“半农”成了他正式的名字。
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也是新文化思想的中心,进入北大后,刘半农变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仅在《新青年》杂志上写写文章。他觉得还不过瘾,他希望与复古派守旧派来一次彻底的对庸人自忧决;给他们迎头痛击。迎头痛击。在上海时他曾进过剧团做过编剧,所以他首先想到了双簧戏。觉得这是―个十分理想的形式。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好友钱玄同。钱玄同和他―样,也是个大炮筒子性格;曾经骂“桐缄巨子”和“选学名家”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由于两人性情相近,在教授圈子里―向过从甚密,无话不谈。刘半农提议两人合演一曲双簧戏,―个扮演顽固的复古分子,封建文化的守旧者,一个粉演新文化的革命者。以记者身份对他进行逐―驳斥。用这种双簧戏的形式马正反两个阵营的观点都亮出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一开始,钱玄同觉得主意虽不错,但手法有些不入流,不愿参加。但刘半农坚持说,非常时期只有采取非常手段,才能达到目的。经他反复动员,最后钱玄同才同意与他―起演一出双簧戏。
1918年3月15日,《新青年》杂志第四卷三号上,忽然发表了一篇写给《新青年》杂志编辑部的***《给编者的一封信》。署名“王敬轩”。信是文言的,全信4000多字,不用新式标点,以一个封建思想和封建文化卫道者的形象,列数《新青年》和新运动的所有罪状,极尽谩骂之能事事。而就在同―期上,发表了另一篇以本社记者半农之名写的观点与之针锋相对的文章《复王敬轩书》,全信洋洋万余言,对王敬轩的观点逐一批驳。这一双簧戏旗帜鲜明,在文坛引起强烈反响,不仅真的引来了“王敬轩”那样的卫道士,如林琴南等人的发难,更多的却引起了青年学子和进步人士的喝彩。鲁迅对此也持肯定的态度。这一正一反两篇文章同时出现,结果“旧式文人的丑算是出尽,新派则获得压倒性的辉煌胜利。”一些原来还在犹豫的人都开始倾向新文化了,连朱湘和苏雪林都说他们是看了这双簧戏才变成新派的,可见双簧戏影响之大。
刘半农导演的这出双簧戏已经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富有戏剧性的插曲。关于刘半农对新文化的贡献,苏雪林认为:“虽不足与陈、胡方驾,却可与二周并驱。事实上,他对新文学所尽的气力,比之鲁迅兄弟只有多,不会少。”作为新青年的健将刘半农对新文学的贡献是很大的。但这样的评价,就未免过誉了。
发奋读博士
刘半农到北大后,自知资历浅,所以十分勤奋,讲课很受学生欢迎,创作也十分活跃,但在北大这个学院派占统治地位的地方,像他这样―个连中学都没有毕业的大学教授依然被一些人视为“下里巴人”,对他能否胜任教学工作常常表示怀疑。―次在《新青年》编委组**选上,胡适就直接提到了人选的学历问题,这地刘半农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同时,刘半农在上海滩染上的才子气,包括衣着打粉等作派也遭到一些人的诟病。鲁迅后来在《忆刘半农君》中也指出:“那些人批评他的为人,是肤浅。”“但这些背后的批评,大约是很伤了半农的心,他的到法国留学,我疑心大半就为此。”
人说愤怒出诗人,对于刘半农则是发奋读博士。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刘半农考上了公费赴英留学的资格。1920年2月7日携夫人朱惠和女儿小蕙自上海启程,乘坐日本货轮“贸茂丸”赴英留学。
当时伦敦生活费昂贵,一家三口仅靠他一个人的薪水生活十分拮据。半年后,又生下一对龙凤胎,刘半农因地取名,把“伦敦”一拆为二,男孩先生名育伦,女孩后生名育敦。家里又多了两张嘴,经济压力更大了,穷得连摇篮都买不起,只好把从国内带去的柳条包拆成两截,做成两个简易的摇篮。穷则思变,听朋友说法国国家图书馆藏书丰富,生活费用也比英国便宜,于是1921年6月全家迁居法国,转入巴黎大学学习。
巴黎的生活费虽比伦敦便宜,但对―个仅靠薪水养活五口之家的人来说也是非常不易。在给友人信中,刘半农这样写道:“我近来的情形,真是不得了!天天闹的是断炊!……留学费也欠了数月不发……我身间有几个钱,便买只面包吃吃,没了便算。”
刘半农出国那年，已经三十岁，带着妻子女儿，在国外靠一个人的公费过日子，苦得不成样子。战后的欧洲十分萧条，通货膨胀，货币不停地贬值，那点可怜的公费到留学生手上，早就三钱不值两钱。杨步伟在自传中，记述大家分手时，特地拍了一张全家福作为纪念，大家坐在地板上，都伸出手来，做出乞讨状，以记录当时的穷困。刘半农女儿那时候只有十岁多一些，已经是在街上买便宜货的好手，关于这一段生活的描写，可惜在刘半农的文章中见不到。 刘半农到伦敦后不久，于1920年9月4日创作了一首题为《教我如何不想她》的小诗。这首诗很快便被同在伦敦留学的赵元任谱成歌曲，随后在国内传唱开来，流行至今。有人说，《教我如何不想她》是一首写给女友的情歌。但更多的人认为，"她"字在这里代表的是中国，这首诗应该是刘半农在异国他乡思念祖国家乡的心声。
《教我如何不想她》之“她”字，也是刘半家所首创。汉字中之“他”本无男女之分，因此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或自行创作文学作品，均感不便。初时，人们以“伊”字作为女性之“他”，如鲁迅早期小说《阿q正传》、《祝福》等，均用“伊”字来代替女性之“他”。然而，“他”与“伊”为截然不同之二字，用起来仍有不少麻烦，刘半农考虑及此，反复琢磨，乃首创“她”字以作女性之“他”，后来得到社会认可，“她”字到处通行，并载入了字典。
后来扬名于国内的许多大教授，当时在国外苦读，都是苦得不堪回首。像陈寅恪，像徐悲鸿。谈中国历史的时候，常常会说当年红军爬雪山过草地不容易，其实中国的读书人，也怪可怜的。好在历史还是愿意给人良好的回报。刘半农在巴黎学的是“语音实验”，这是一门全新的学科，多少含有一点高科技成分，起码当时是这样。中国的语音学研究方面，刘半农做出过极其突出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很容易默默无闻，很多人或许知道，刘半农发明了“它”和“她”这两个常用字，但是对于语音的摸索和实验，一般都不太明白。事实上，在这方面，他的研究卓有成效，还是在法国的时候，他就经巴黎大学语音学院院长提名，成为巴黎语音学会会员，他的博士论文《汉语字声实验录》荣获“康士坦丁・伏尔内语言学专奖”，是由《法国最高文艺学院公报》宣布的。
刘半农从法国学成归国,受到北大热烈欢迎。在蔡元培的关心支持下,成立了我国**个语音实验室。他制订了一个宏大的计划,决定完成一中《四声新谱》、一部《中国大字典》和一部《中国方言地图》。
刘半农回国后的爱国主义表现是具体的，体现在他对中国西北文物的保护方面。而刘半农对于西北文物的接触，应该始自留学欧洲时，大概也是受了蔡元培的影响。1920年至1921年，蔡元培赴欧美考察期间顺便调查了各国所藏中国西北文物，正在伦敦学习的刘半农陪同蔡元培调查了英国探险家斯坦因所获敦煌文物。蔡元培1921年5月10日的日记中记录道："午前携刘君半农、傅君孟真(即傅斯年)往观不列颠博物院，访齐勒君，见示敦煌石室中所得古写本。"1921年夏，刘半农转学到法国巴黎大学和法兰西学院，1925年3月17日通过答辩后获得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主考官中包括伯希和与马伯乐这两位被我们称为敦煌学家的汉学**。刘半农在巴黎学习期间，还利用业余时间抄录了法国国家图书馆藏伯希和所获敦煌文献104件，辑成中国敦煌学发展史上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敦煌掇琐》，回国后于1925年出版。
1925年初，美国哈佛大学派遣华尔纳率队进行第二次敦煌考察，目的是将敦煌莫高窟一个西魏石窟(今编285窟)的壁画全部剥离转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沈兼士、马叔平等教授为了监视并暗中阻挠美国人的活动，派陈万里参加考察队。考察队西行后，沈兼士给即将回国的刘半农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及这件事，但并没有说清楚。刘半农在到达上海前夕，从轮船上给好友周作人写的一封信中发表意见说："若说我们中国人野蛮不开化，在这不能保存古物的一点上，却正可以当之而无愧！离巴黎前得兼士来信，说有个美国人要到新疆开掘古物，北大也派陈万里先生同去。当真！这已是中国学术界中破天荒的一件事了。但试问新疆是中国的土地，美国人岂能自由开掘！若换作美国土地上有什么一宗古物发现了，我们中国人能不能去开掘？"刘半农虽然不清楚北京大学派陈万里参加考察队的内情，但他在信中说的话已反映出他坚决反对外国人到中国西北考古的态度。好在由于陈万里等人的暗中阻止，哈佛大学的这次敦煌考察以失败而告终。
监督斯文・赫定
刘半农回国后继续在北京大学当教授，从此也开始了他保护西北文物的事业。1926年底，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来华与北京政府协商，想获准去中国西北进行他的第五次中亚考察。刘半农等人闻讯后，立即组织起来，联络北京大学、清华学校等在京十余机构，于1927年春创建"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章程》中写到："本会以保存国境内所有之材料为主旨，以古物、古迹、美术品及其他科学上之重要及罕有材料为范围"。考察史实，可以知道这个由北京学术界自发组织的社会团体所确定的近期目标是**斯文・赫定的单独考察。
中国学术团体协会成立后，立即委派骨干刘半农、翁文灏和马叔平三人与斯文・赫定接洽谈判，反对他单独去西北进行考察，力争将这次考察置于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的控制之下。在谈判过程中，刘半农出力最多，按照徐炳昶在《徐旭生西游日记》中的话说："这个时候，恰好有瑞典地理学大家斯文赫定博士想到我国西北部继续他从前数次所作底考查，来商议合作办法；我们的协会就派人同他交涉。折冲最多者为刘复博士。协商十余次，乃于四月二十六日订立合作办法十九条。协会接受赫定博士的补助，组织西北科学考查团。"
根据1927年4月26日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签订的《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为组织西北科学考查团事与瑞典国斯文赫定博士订定合作办法》规定，西北科学考查团理事会监察并指挥该团进行的一切活动。随后刘半农被任命为西北科学考查团理事会常务理事，即最高负责人，从1927年起遥控着考察团的进程，直到他去世为止。
控制安得思
1922年至1925年，由探险家安得思率领的美国自然史博物馆中亚考察团在蒙古高原上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古生物学发掘，在世界上首次挖出了*龙蛋。1928年4月12日，安得思又秘密率领第四次中亚考察团赴蒙古高原挖掘。就在他们考察期间，中国诞生了另外两个保护古物的组织，即官方的古物保管委员会和非官方的文物维护会。古物保管委员会于1928年4月在南京成立，行使全国最高文物考古管理行政职能，聘刘半农等19人为委员。文物维护会是1928年6月奉系军阀张作霖退出关外时刘半农等人在北京组织的一个临时性文物保护组织，刘半农任**。文物维护会首先于1928年8月向美国自然史博物馆中亚考察团发难，他们一边在北平的报刊上发动舆论攻势，一边函请察哈尔省政府在张家口扣留安得思的古物搜集品，迫使安得思与文物维护会谈判。1928年9月，以马叔平为主任委员、刘半农和翁文灏为委员的古物保管委员会北平分会在北海团城设立，也加入到谈判中来。中、美双方谈判六周后，于1928年10月20日达成《处置安得思先生一千九百二十八年在蒙古所采标本之办法》，由安得思和马叔平、刘半农在北平协和医学校签字生效，安得思被迫将一半搜集品留在了中国。
1929年1月，安得思的代表去团城与刘半农、马叔平、翁文灏三人就组建第五次美国自然史博物馆中亚考察团一事进行谈判。刘半农等拟定出《中华民国教育部古物保管委员会与美国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中亚古生物考察团协定草案》，遭美方拒绝。安得思返回美国后，四处著文讲演，煽风点火，怂恿西方报纸批评中国古物保管委员会，想借助国际舆论迫使中国有关方面让步。1929年夏，美国国务卿史汀生与中国驻美公使伍朝枢就此事在华盛顿进行协商，伍朝枢转求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王正廷等人顶不住外交压力，竟也呼吁古物保管委员会放宽限制，甚至还亲自到北平来劝说刘半农等人。王正廷的要求当然受到了古物保管委员会的**，最后是美国自然史博物馆让步，安得思和马叔平于1930年3月23日在团城签署了协定草案，由中方掌握了这次考察的控制权。
阻止雪铁龙与斯坦因
1929年，法国雪铁龙汽车公司资助探险家哈特组建"雪铁龙横穿亚洲考察队"，计划分西、东两队同时并进，在中国新疆喀什噶尔会师后，在塔里木盆地进行大规模的考古学发掘。据哈特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发表的《横穿亚洲考察队起程》一文中说："巴黎吉美博物馆馆长哈金先生将指导我们的考古学研究，他希望能为将来更详细的调查工作打好基础，为的是调查叙利亚、伊拉克的古代遗址，特别是中国突厥斯坦(新疆省)的佛教寺庙遗址。他将沿着勒考克、斯坦因、斯文・赫定和安得思的足迹，揭示长期埋藏在中国沙漠之下的文明，提供新的事实和特征。"可以肯定，假如这次考察计划得逞，新疆文物难免再一次大浩劫。
为了征得中国政府的同意，哈特于1929年派遣卜安到北平活动，并组建东队。中国学术团体协会闻讯后立即与卜安接洽，双方经过谈判，商定在1930年以中方控制的"一**术考查团"旗号进行考察，因而签订了《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为组织一**术考查团与法国代表卜安订定合作办法》。雪铁龙横穿亚洲考察队实际上推迟到1931年才进行。
在这段空隙，英国探险家斯坦因于1930年4月底秘密潜入南京，从王正廷手中*得一份旅行护照，准备绕过各文物保护组织，从印度入中国西北进行他的第四次中亚考察。刘半农等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闻讯后，于5月21日、12月27日两次呈文国民政府，要求阻止斯坦因单独考古，于12月21日向资助斯坦因考察的哈佛大学和大英博物院散发《关于奥莱尔・斯坦因爵士在中国突厥斯坦(新疆省)进行考古学考察的声明书》，最终导致斯坦因于1931年被国民政府驱逐出境。
雪铁龙横穿亚洲考察队东队(中国仍称"一**术考查团")于1931年5月17日离开张家口，6月1日便发生了卜安殴打中方队员郝景盛的恶性**。随后郝景盛等中国队员愤而退出，折回北平后在《大公报》上披露卜安劣迹。包括刘半农在内的古物保管委员会遂在团城连续召开数次会议，决定请国民政府取消这次考察，并严惩卜安。在此期间，刘半农还于6月18日电请其余中方队员立即退出中法考察团。6月22日，法国驻华公使馆参赞韩德威出面为卜安的行为辩解，愤怒的刘半农当日写下《质问法使馆参赞韩德威先生》一文，怒斥卜安。在举国**声中，国民政府于7月下旬宣布取消考察，但在王正廷的要求下，不久又同意西队从新疆入境。刘半农闻讯后感慨万分，于8月7日写了一篇题为《介绍黄种巡察团》的文章，对"国府又根据王外长的报告，将原议撤消，而许该队的西来一部分通过中国"的做法表示**。最终，雪铁龙横穿亚洲考察队没有实现在塔里木盆地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的计划。
刘半农之死
斯文・赫定是**位同意与中国学术界合作的西方探险家，并且在合作过程中平等对待中国科学家，最终赢得了刘半农和整个中国学术界对他的谅解，双方的关系逐渐由相互敌视转为相互尊敬。而刘半农的死，竟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他对斯文・赫定的尊敬。
1935年2月19日是斯文・赫定的七十大寿，瑞典皇家地理学会计划出版纪念文集，向刘半农约稿。刘半农出于对斯文・赫定的尊敬，从1934年5月起就开始着手写祝寿文章。据刘半农1934年5月16日日记载："下午到研究所，白涤洲为余邀来辅大甘籍学生十数人，拟研究其声调，备作为论文，以应瑞典地理人类学会之请，刊入赫定七十生辰纪念册。"后来刘半农决定再写一篇有关北平、绥远沿线方言声调的论文，为斯文・赫定祝寿。为了写这篇文章，刘半农于1934年6月19日携白涤洲等助手离开北平，前往内蒙古等地实地调查方言音调和声调。但在考察途中，刘半农遭到昆虫的叮咬，不幸传染上致命的回归热。他于1934年7月10日抱病提前返回北平后，又被庸医误诊，7月14日才入北平协和医院，当日下午便与世长辞，年仅43岁，葬于北平西郊香山玉皇顶南岗。刘半农去世后，斯文・赫定曾专程前往刘家吊唁，将西北科学考查团的纪念邮票赠送给遗属，以示纪念。
就在刘半农去世的两个多月前，他还盘算着将来去敦煌从事考古工作。他在1934年4月23日日记中写道："晚，马叔平宴甘肃省政府委员张君于东兴楼，招往作陪。张言，敦煌石窟已发者首二窟，尚有第三窟埋土中，候时局稍安，省政府拟设法开发，欲得北平学术界合作。余言此事果成，余虽事忙，亦必抽暇一往。"可惜天不假年。
刘半农身为名作家名教授,许多报纸都以能刊登他的作品为荣。一次,老友成舍吾见面时抱怨他很久不给他的报刊写文章。刘半农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我写的者隰骂人的,你敢登吗?成舍吾说,只要你敢写我就敢登。刘半农就真的写了一篇讽刺考试院院长戴传贤的文章《南无阿弥陀佛戴传贤》,文章讽刺戴传贤只念佛不做事。《****》收到就发了,戴传贤看到后大为光火,他不敢拿刘半农出气,只好拿报纸开刀,结果报停刊3天。
刘半农去世前最“出格”的举动,就是采访名妓赛金花。堂堂的北大名教授去采访―个名声不佳的**,这样的事情也只有刘半农做得出来。早在几年前,刘半农就从报上了解了有关赛金花的事迹,但众说纷纭,蒙在她身上的迷雾一直让人不辨真假,有人把她说成“民族英雄”,有人认为她就是一个出卖肉体和灵魂的**。刘半农觉得她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传奇人物,应该趁她活着的调查清楚,揭开事情真相。于是便带着自己的得意门生商鸿逵前御评居仁里的“江西魏寓”亲自采访。风烛残年的赛金花没有想到大名鼎鼎的刘半农会来采访她这样的人,非常激动,决定接受采访,公开讲述自己的生平事迹。通过多次采访,结合研究历史,刘半农基本拂去了蒙在她身上的历史迷雾。刘半农采访名妓赛金花的**再次引起了轰动,赛金花一时又成了社会热门话题。投桃报李,刘半农去世后,赛金花一袭黑衣专门前往追悼,一时传为奇谈。刘半农去世后, 《赛金花》才由他的学生整理出版。
刘半农 - 简约年表 1917年到北京大学任法科预科教授，并参与《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积极役身文学革命，反对文自文，提倡白话文。1920年到英国伦敦大学的大学院学习实验语音学，1921年夏转入法国巴黎大学学习。
1925年获得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所著《汉语字声实验录》，荣获法国康士坦丁・伏尔内语言学专奖。
1925年秋回国，任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讲授语音学。
1926年出版了诗集《扬鞭集》和《瓦釜集》 。
1934年在北京病逝。病逝后，鲁迅曾在《青年界》上发表《忆刘半农君》一文表示悼念。
刘半农 - 刘氏兄弟 刘氏兄弟是指刘半农、刘天华、刘北茂三兄弟。 "刘氏兄弟故居"坐落在江阴澄江镇西横街49号，现已改为刘氏兄弟纪念馆，二进六间三庭院，是一座具有江南民宅特色的清末建筑，距今约有150多年。纪念馆分为六间展室，它们展示刘氏三兄弟生平起居的情况及大量手稿、实物。 1985年10月江阴市政府公布为江阴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刘半农（1891-1934），名复，原名寿彭，是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之一。著名的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同时，他又是我国语言及摄影理论奠基人。他的《汉语字声实验录》荣获“康士坦丁语言学专奖”。是我国**个获此国际大奖的语言学家。
刘天华（1895-1932）原名寿椿，半农二弟，中国现代民族音乐事业的开拓者，作曲家，演奏家，教育家，中国现代民族音乐的一代宗师。他在我国音乐史上**个沿用西方五线谱记录整理民间音乐，大胆借鉴“西乐”改进国乐。他不仅创作了《病中吟》 、 《良霄》 、 《空
山鸟语》、《光明行》等不朽名曲，而且他是我国现代音乐史上专业二胡学派的奠基人，**次把二胡、琵琶等民族乐器纳入高等音乐教育课程。他是民族乐器的革新者，将传统的二胡三把位延伸到五把位，使二胡的表现力达到前所未有的境地；将琵琶的四相十品改革成六相十八品半，使琵琶成为世界通用的音律十二平均律乐器。赋予这两件古老的民族乐器以新的生命。
刘北茂（1903-1981）原名寿慈，半农三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二胡演奏家，作曲家，教育家，是刘天华事业的忠实继承者和发展者。他一生创作了《汉江潮》、《小花鼓》 、《流芳曲》等一百多首二胡独奏曲和大量练习曲，是我国现代音乐史上一位多产的作曲家，被誉为“民族音乐**”。
从“五四”时期到八十年代长达60多年的历史跨度中，刘氏三兄弟前赴后继，不断追求进步，以科学求实的精神，为弘扬和发展祖国民族文化呕心沥*，体现了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高尚品德。他们的不朽业绩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爱戴，被誉为江阴刘氏“三杰” 。
刘半农 - 鲁迅与刘半农误会始末鲁迅与刘半农分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与干将，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但是，一些误会影响了他们的感情，阻碍了进一步交往。了解这些误会是如何一步步发生的，可以反映出这两位文化名人思想和生活的一个侧面。
“我最懒于通信，从此我们就疏远起来了”
1918年2月10日，旧历除夕，刘半农**次赴鲁迅寓所――S（绍兴）会馆拜访周家兄弟。这天，《鲁迅日记》里**次出现了刘半农的名字。一个月后，刘半农发表《丁巳除夕》诗，提到在北方度过**个除夕夜的情景：
除夕是寻常事，做诗为什么？不当它除夕，当作平常日子过。这天我在绍兴县馆里，馆里大树颇多。风来树动，声如大海生波。静听风声，把长夜消磨。主人周氏兄弟，与我谈天：欲招缪撒，欲造“蒲鞭”。说今年已尽，这等事，待来年。夜已深，辞别进城。满街车马纷扰，远远近近，多*竹声。此时谁最闲适？地上只一个我，天上三五寒星。
除夕前，刘半农与陈独秀、李大钊等相约写同题诗，在《新青年》上发表。因已到除夕，所以，周氏兄弟说“今年已尽，这等事，待来年”。
此后，刘半农与鲁迅交往日益密切。他与钱玄同一起，为《新青年》向鲁迅频频约稿，催促鲁迅写了《狂人日记》等；刘半农写《辟＜灵学丛志＞》，反对“丹田”谬说，鲁迅写了《我之节烈观》，与之呼应；1918年夏天，刘半农回江阴一个月，还给鲁迅写了两封信；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发当天，刘半农往访鲁迅，鲁迅在日记里写道：“刘半农来，交与书籍二册，是丸善寄来者。”刘半农离开中国去欧洲留学前，还与鲁迅商量合编《世界新文学丛书》。
刘半农到英国留学后，生活上陷入了困境，顾不上给国内的朋友一一写信，只在几个月后给鲁迅寄了一张明信片。对此，鲁迅是有感觉的，他后来在《忆刘半农君》里谈到自己与刘半农的矛盾起因时说：“我最懒于通信，从此我们就疏远起来了。”这次“疏远”是两人误会开始。
“半农颇不高兴了”
1925年秋天，刘半农回国后，与鲁迅很少交往，但仍是朋友。
这年12月23日，刘半农作《读＜海上花列传＞》，提到鲁迅对这本书的评价：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将这书看做一部重要的作品，这在鲁迅先生严峻的批评中，已可算得推崇备至的了。1926年初，刘半农写《奉答陈通伯先生兼容SSS君及其前辈》，批评陈源（西滢）；2月1日，鲁迅写了《不是信》，与刘半农呼应。
1926年春天，刘半农为重印《何典》，请鲁迅写序。鲁迅在短序中说：
我看了样本，以为校勘稍迂，空格令人气闷。半农的士大夫气似乎还太多。至于书呢？那是：谈鬼物正像人间，用新典一如古典。三家村的达人穿了赤膊大衫向大成至圣先师拱手，甚而至于翻筋头，吓得“子曰店”的老板昏厥过去；但到站直之后，究竟都还是长衫朋友。不过这一个筋斗，在那时，敢于翻的人的魄力，可总要算是极大的了……难违旧友的面情，又该动手。应酬不免，圆滑有方，只作短文，庶无大过云尔。
序写完后，鲁迅连夜又写了《为半农题记＜何典＞后》，其中说：
半农到德法研究了音韵好几年，我虽然不懂他所做的法文书，只知道里面很夹些中国字和高高低低的曲线，但总而言之，书籍具在，势必有人懂得。所以他的正业，我以为也还是将这些曲线教给学生们。可是北京大学快要关门大吉了；他兼差又没有。那么，即使我是怎样的十足上等人，也不能反对他印卖书。既要印卖，自然想多销，既想多销，自然要做广告，既做广告，自然要说好。难道有自己印了书，却发广告说这书很无聊，请列位不必看的么？说我的杂感无一读之价值的广告，那是西滢（即陈源）做的。顺便在此给自己登一个广告罢：陈源何以给我登这样的反广告的呢，只要一看我的《华盖集》就明白。主顾诸公，看呀！快看呀！每本大洋六角，北新书局发行。
这段话颇有批评的意思，如说“校勘稍迂，空格令人气闷”等，影响了两人的感情。书6月出版后，因收入鲁迅写的文字，刘半农送了一本《何典》给鲁迅，但没有题签。鲁迅知道刘半农不高兴了。刘半农去世后，鲁迅写《忆刘半农君》说，这批评使“半农颇不高兴了”。
鲁迅不满意刘半农的校点，还见之于他针对川岛校点《游仙窟》说的话：“至于书头上附印无聊之校勘如《何典》者，太‘小家子’相，万不可学者也。”
这是两人的第二次误会，芥蒂加深了，但并未撕破脸面，仍保持朋友关系。
《瓦釜集》出版后，刘半农寄了一册赠鲁迅。他不计前嫌，在扉页上用墨笔题字：“豫才我兄赐正。”鲁迅收到后，在当天日记里记下。
1926年6月中旬，成舍我请刘半农担任《****?副刊》主编。6月17日下午，刘半农访江阴老乡李小峰，遇到鲁迅。次日晚，刘半农专门访鲁迅，请他为自己即将主编的副刊写稿，得到鲁迅的同意。6月24日，鲁迅复信给刘半农，同意从第二天起撰写《马上日记》。鲁迅的《马上日记》连续刊登在7月5日、8日、10日、12日《****?副刊》上。鲁迅写《马上日记》后，两人交往密切。7月27日刘半农将刚印好的《茶花女》和《扬鞭集》各一本寄赠鲁迅，用墨笔题“迅兄教正复”五字。
提名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1927年1月10日，在广州的鲁迅给未名社的韦素园（漱园）写信说：“《坟》想已出，应送之处，开出一单附上。”这个送书的名单，即张凤举、徐耀辰（祖正）、刘半农三人。这是对刘半农送书给他的回报。刘半农离开《****?副刊》后，和去了南方的鲁迅交往又疏远了。鲁迅对于刘半农编辑《语丝》的一些做法表示不满，于7月17日给章廷谦写信说：
半农不准《语丝》发行，实在可怕，不知道他何从得到这样的权力的。我前几天见他删节Hdgo文的案语（登《莽原》11期），就觉得他“狄克推多”得骇人，不料更甚了。《语丝》若停，实在可惜，但有什么法子呢？北新内部已经鱼烂，如徐志摩陈什么（忘其名）之侵入，如小峰春台之争，都是坍台之征。
刘半农不知鲁迅的批评，仍与瑞典学人斯文赫定商议，拟提名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请台静农致书鲁迅。9月25日，鲁迅给台静农写信，予以婉拒：“九月十七日来信收到了。请你转致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语丝》在北京被张作霖禁止后，李小峰请鲁迅在上海编辑《语丝》。
1928年2月27日，刘半农在《语丝》4卷9期上发表“杂览之十六”《林则徐照会英吉利国王公文》。刘半农在按语中说，林则徐被英人俘虏，“明正典刑，在印度舁*游街”。这是他搞错了。事实上，林则徐被罢职后，发配新疆伊犁充军，1850年病逝。
4月2日，鲁迅在《语丝》4卷14期上刊登了读者洛卿的来信，指出了这个错误。一年后，鲁迅于1929年12月22日写文章谈刘半农不来稿的原因：“我*怕是其咎在我的……选登了一篇极平和的纠正刘半农先生的‘林则徐被俘’之误的来信以后，他就不再有片纸只字。”
这是鲁迅和刘半农的第三次闹误会。
“半农的忠厚，是还使我感动的”
还有一回关于《语丝》的不快活。这次误会后，两人关系进入低谷，可从以下几事看出：
一是1928年8月4日晚，李小峰及夫人在上海万云楼请客，客人有鲁迅、许广平、周建人、刘半农、沈尹默、郁达夫、张友松、林语堂及夫人。鲁迅和刘半农不期相遇，已无话可谈。一个星期后，鲁迅给章廷谦写信说：
沈刘两公，已在小峰请客席上见过，并不谈起什么。我总觉得我也许有病，神经过敏；所以凡看一件事，虽然对方说是全都打开了，而我往往还以为必有什么东西在手巾或袖子里藏着。但又往往不幸而中，岂不哀哉。
“沈刘两公”，指沈尹默、刘半农。刘半农去世后，鲁迅在《忆刘半农君》一文中还提到这次会面：“五六年前，曾在上海的宴会上见过一回面，那时候，我们几乎已经无话可谈了。”
二是1928年9月19日，鲁迅给章廷谦写信，谈到刘半农：
学校诸要人已见昨报，百年长文，半农长豫，傅斯年白眉初长师范，此在我辈视之，都所谓随便都好者也。玄伯欲“拉”，“因有民众”之说，听来殊为可骇，然则倘“无”，则不“拉”矣。嗟乎，无民众则将饿死，有民众则将拉死，民众之于不佞，何其有深仇夙怨……“半农长豫”指传说中刘半农要任山西教育厅长。1930年4月28日南京政府教育部任命刘半农为国立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鲁迅先已风闻，3月21日夜给章廷谦写信说：
半农玄同之拜帅，不知尚有几何时？有*的也和有笔的一样，你打我，我打你，交通大约又阻碍了。
三是1930年2月22日，鲁迅给章廷谦写信，说自己为什么不回北京教书的原因：
疑古和半农，还在北平逢人便即宣传，说我在上海发了疯，这和林语堂大约也有些关系。
1932年11月20日，鲁迅到北平探望母亲。这次，刘半农打算去看鲁迅，后被别人劝阻了。对此，鲁迅在刘半农去世后写文章说：
不过，半农的忠厚，是还使我感动的。我前年曾到北平，后来有人通知我，半农是要来看我的，有谁*吓了他一下，不敢来了。这使我很惭愧，因为我到北平后，实在未曾有过访问半农的心思。
1932年冬，刘半农选新诗26首，集成《初期白话诗稿》，其中就有鲁迅的诗两首：《他们的花园》、《人与时》。次年3月1日，刘半农请台静农转寄《初期白话诗稿》5本给鲁迅。鲁迅在日记里说：“得静农情并《初期白话诗稿》五本，半农所赠。”
“我也渐渐的更将他忘却”
1933年10月，刘半农在《论语》第26期上发表了《问卷杂诗》，对学生答卷中的用词，提出了批评。鲁迅读后，觉得学生用词未必错，如娼妓的娼，现在不写作“倡”，但先前两字通用；“萌芽”、“萌蘖”是名词，而“萌动”、“萌发”就成了动词，将“萌”字作动词用，也不错。他化名“丰之余”写《“感旧”以后（下）》，其中说：
当时的白话运动是胜利了，有些战士，还因此爬了上去，但也因为爬了上去，就不但不再为白话战斗，并且将它踏在脚下，拿出古字来嘲笑后进的青年了。因为还正在用古书古字来笑人，有些青年便又以看古书为必不可省的工夫，以常用文言的作者为应该模仿的格式，不再从新的道路上去企图发展，打出新的局面来了。
现在有两个人在这里：一个是中学生，文中写“留学生”为“流学生”，错了一个字；一个是大学教授，就得意洋洋的做了一首诗，曰：“先生犯了弥天罪，罚往西洋把学流，应是九流加一等，面筋熬尽一锅油。”我们看罢，可笑是在那一面呢？
这是鲁迅写的唯一一篇专门反驳刘半农的文章。
1934年春天，周作人写五十自寿诗，北平一班人诗文唱和。4月30日，鲁迅给曹聚仁写信，批评说“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其中也包括批评了刘半农。6月18日夜，鲁迅给台静农写信，批评文坛风气，也批评了刘半农：
文坛，则刊物杂出，大都属于“小品”。此为林公语堂所提倡，盖骤见宋人语录，明人小品，所未前闻，遂以为宝，而其作品，则已远不如前矣。如此下去，*将与老舍半农，归于一丘，其实，则其所谓“是亦不可以已乎”者也。
因为鲁迅的文章是化名，他给曹聚仁、台静农的信是私人信件，所以，刘半农生前未见到这些文字。刘半农去世后，鲁迅写《忆刘半农君》，并不回避两人关系的疏远：
近几年，半农渐渐的据了要津，我也渐渐的更将他忘却；但从报章上看见他禁称“蜜斯”之类，却很起了反感：我以为这些事情是不必半农来做的。从去年来，又看见他不断的做打油诗，弄烂古文，回想先前的交情，也往往不免长叹。我想，假如见面，而我还以老朋友自居，不给一个“今天天气……哈哈哈”完事，那就也许会弄到冲突的罢。
文中，鲁迅仍承认两人是老朋友。刘半农对新文化运动作出了贡献，鲁迅特别提到两件事：一是刘半农与钱玄同演双簧戏，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扮做林纾支持者，再由刘半农写文章反驳王敬轩。二是刘半农造“她”字。鲁迅说：这两件，现在看起来，自然是琐屑得很，但那是十多年前，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会有一大群人“若丧考妣”……的确是“大仗”。
此外，鲁迅也不回避刘半农是否是“鸳鸯蝴蝶派”和是否“浅”的话题。他说刘半农初到北京，“几乎有一年多，他没有消失掉从上海带来的才子必有‘红袖添香夜读书’的艳福的思想，好容易才给我们骂掉了”。言下之意，刘半农曾经是鸳鸯蝴蝶派，后来“跳出”了。
刘半农写《中国文法通论序》，有“我情愿人家说我‘浅陋’”的话。鲁迅说：“但他的浅，却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倘使装的是烂泥，一时就看不出它的深浅来了；如果是烂泥的深渊呢，那就更不如浅一点的好。”“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这是鲁迅关于刘半农的总的评价。
刘半农 - 著作书目《瓦釜集》(诗集)1926．北新
《扬鞭集》(上中卷，诗集)1926，北新
《半农谈影》(摄影漫谈)1927，北京真光摄影社
《半农杂文》(第l册) 1934，北京星云堂书店
《半农杂文二集》 1935，良友
《刘半农诗选》 1958，人文
《中国文法通论》
《四声实验录》
刘半农 - 刘氏三兄弟故居 刘氏三兄弟刘半农、刘天华、刘半茂，是我国现代文化名人。 刘半农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文学家、语言学家、摄影学家。他一生追求真理，积极投身革命，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之一。他在担任《新青年》杂志编辑时，发表了《我之文学改良观》、《诗与小说精神之革新》等震惊文坛的进步论著，成为新文化运动中一位“斗士”和“闯将”。他开创了我国新诗流派“白话诗”，影响甚广。同时，他又是我国语言学及摄影理论奠基人，他的《汉语字声实验录》荣获“康士坦丁语言学专奖”，是我国**个获此国际大奖的语言学家。 刘天华是我国著名的民族音乐家，二胡学派的创始人。他一生最大的贡献就是把“不登大雅大堂”的二胡从民间推向世界，建立了一个新型的学派。他在我国音乐史上**个沿用西方五线谱记录整理民间音乐，大胆借鉴“西乐”，“改进国乐”，使二胡的表现力达到前所未有的境地！他不仅创作了《病中吟》、《良霄》、《空山鸟语》等流传广泛的不配名曲，而且培养了大批二胡、琵琶传人。他把“学习、研究、创作、演出和教学联系在一起，构成他全部的音乐生涯”。 刘半茂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民族音乐教育家、作曲家，也是刘天华事业的忠实继承者和发展者。天华逝世后，刘半茂为了继承其“改进国乐”的遗志，毅然放弃西北大学英语教授的席位，改任音乐教授。先后在四川、南京、安徽、**音乐学院任教，他一生创作了《汉江潮》、《小花鼓》 、《流芳曲》等一百多首二胡独奏曲，是我国现代音乐史上一位多产的作曲家。 刘氏兄弟纪念馆位于江阴市西横街49号，是江阴市人民政府为纪念我国现代文化名人刘半农、刘天华、刘半茂三兄弟而利用刘氏后裔捐赠的祖籍故居改建的。它坐西朝东，前后二进十间三庭院，是一座具有江南民宅特色的清未建筑，距今约有150年，与古兴国塔、文庙南北呼应，浑然一体，构成江南古城的一个游览区。纪念馆还有“百年天竹”、“石鼓墩”、“酱台”、“竹园”等遗迹和景点。纪念馆由原文化部部长朱穆之题写馆名，著名女作家谢冰心为纪念馆写了序文。陈列分“事迹介绍”和“故居景点”两大部分六个展室，共陈列展品300余件。 刘半农 - 与钱玄同 这是新文学史上两位热闹的人。新文学肇始，最需要反响―――特别是来自“反”的那一方面的“响儿”，苦于一时不见，两位就商量着制造一个。于是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历数新文学的坏处；刘半农则一一予以驳斥。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双簧信”。真刘半农骂倒假“王敬轩”，新文学乃告成立。这件事情现在看来，有些行为艺术的意思。钱玄同能假扮“王敬轩”，因为他旧学根底深，他与陈独秀、胡适同为《新青年》三杰，但他很少写文章，只发表一些通信，对陈、胡表示赞同，以他名教授的名效应，已经足够有分量了。他还提出一些激烈主张，如废汉字等，反对者只顾反对这个，结果别的新思想也就顺利通过。后来他成为“疑古学派”的精神导师，废姓改称“疑古玄同”，也令世人侧目。 刘半农早先是“鸳鸯蝴蝶派”，没有学历，据说在北大为美国博士胡适所鄙视，遂弃教授之职到欧洲苦苦当了五年多留学生，考得一个法国博士回来，接着当他的教授。钱玄同和刘半农都是性情中人，写文章倒在其次，虽然都是散文大家。钱玄同“述而不作”，深入思考，提供观点，鼓励别人写作，自己很少动手，甚至授课都不写讲义，只做图表。刘半农兴趣广泛，无所不能，写诗，翻译，搜集民谣，校点古籍，考古，谈音乐，还有摄影。两位都没活到多大岁数，刘死时四十三岁，钱死时五十二岁。他们晚年，都被讥为“没落”，这是没有什么道理的。 两位作为五四代表人物，一直坚持的是文化批判立场。另外他们都是“业余作家”，各自有其专业，而且都是绝学。钱玄同集古文学派和今文学派传人于一身，是经学和小学**；刘半农是语音学专家，他们不过是继续从事其学问研究而已。刘半农往绥远调查方言，为虱子叮咬，染上回归热去世，乃是以身殉职。钱玄同最后抱病为故友刘师培编辑遗著，死而后已。若两先生者，无愧乎“道德文章”一语了。 鲁迅晚年对两位有过批评。刘半农死后，鲁迅在《忆刘半农君》中说：“近几年，半农渐渐的据了要津，我也渐渐的更将他忘却；但从报章上看见他禁称‘蜜斯’之类，却很起了反感：我以为这些事情是不必半农来做的。从去年来，又看见他不断的做打油诗，弄烂古文，回想先前的交情，也往往不免长叹。”后来就被论家视为盖棺定论的话。几乎与写《忆刘半农君》同一时间，他在《玩笑只当它玩笑(上)》中说：“不料刘半农先生竟忽然病故了，学术界上又短少了一个人。这是应该惋惜的。但我于音韵学一无所知，毁誉两面，都不配说一句话。”两者“合起来”，可能才近乎鲁迅心中“或一形象的全体”。而有关刘氏，他在此前八年已经讲过：“半农到德法研究了音韵好几年，我虽然不懂他所做的法文书，只知道里面很夹些中国字和高高低低的曲线，但总而言之，书籍具在，势必有人懂得。所以他的正业，我以为也还是将这些曲线教给学生们。”可见鲁迅并未对他那更重要的一方面视而不见。从这个意义上讲，鲁迅所谓“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未必是全面评价。刘氏的确写些性情文字或消遣文字，但是他也还有别的作为，譬如所撰《与张溥泉》(一九三二年)和《南无阿弥陀佛戴传贤》(一九三四年)，都是笑骂交加、慷慨激昂之作，若论社会批判的锋芒并不在鲁迅之下。我觉得二十世纪中国只有两个人真正写得好骂人文章，一为鲁迅，一为刘半农。刘氏又因对文字特别敏感，笔下另有一番特色，如《与张溥泉》中所说：“呜呼，政府尝以沉着诏吾民矣。证以事实，沉则有之，着则未见，是沉沦也。”即为一例。 鲁迅曾在私人通信中说：“疑古玄同，据我看来，和他的令兄一样性质，好空谈而不做实事，是一个极能取巧的人，他的骂詈，也是空谈，*怕连他自己也不相信他自己的话，世间竟有倾耳而听者，因其是昏虫之故也。”(一九三○年二月二十二日致章廷谦) 刘半农曾说：“余与玄同相识于民国六年，缔交至今仅十七年耳，而每相见必打闹，每打电话必打闹，每写信必打闹，甚至作为文章亦打闹，虽总角时同窗共砚之友，无此顽皮也。友交至此，信是人生一乐。”(《双凤凰砖斋小品文・无题》)前辈风趣令人神往。他们曾分别对自己的立场有所阐述，不妨对照起来看。钱玄同说：“我所做的事是关于国语与国音的，我所研究的学问是‘经学’与‘小学’，我反对的是遗老，遗少，旧戏，读经，新旧各种‘八股’，他们所谓‘正体字’，辫子，小脚，……二十年来如一日，即今后亦可预先断定，还是如此。” 虽然两人兴趣和学问都不相同，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刘半农的话可以用来说钱玄同，钱玄同的话也可以用来说刘半农。我们以为他们放弃了什么，其实并非如此；他们可能保持着更为宝贵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