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千里，名骥良，生于1900年11月11日，北京人。13岁即被父亲托雷鸣远神父带往欧洲去留学。1924年，英千里自英国伦敦大学毕业后回到祖国，协助父亲筹办辅仁大学。从此，他投身教育事业，一生致力于哲学、逻辑学的研究。他精通英、法、西班牙、拉丁四种文字，尤其是英语，被公认为外国人心目中英语最好的中国人。
1927年起，任辅仁大学教授兼秘书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北平教育局长及社会教育司司长，1949年赴台湾后任教于台湾大学、辅仁大学等校。著有《逻辑学》。
导师当初英千里回国后，选择了清苦的教书生涯。而且一教即是二十余年，先后任辅仁大学秘书长、西洋语文系主任、教授等职。他所开设的课程，除英语外，还有文艺复兴亚里士多德浪漫派诗人等。他学识渊博，洞察古今，讲起课来循循善诱，深入浅出，很吸引人。因此凡是他的课，常常是座无虚席，门口和窗外也挤满了旁听生。
在校园里，无论走到哪里，身旁总是围着一群青年学生，他不但是一位可敬的老师，也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若在**、校刊、墙报中发现有才能的青年，他总是加以鼓励、帮助，不遗余力地提携。大家都说，英先生太善良了，充满同情和体恤，只愿以自己的笑容来消除别人脸上的愁云。所以，从未见过他有面现忧戚的时候。
被捕抗战期间，北平沦陷。英千里和沈兼士等人秘密组织炎武学社，热情宣传抗日救国主张，积极掩护优秀青年潜赴后方。为此曾两次被日伪当局逮捕，受尽酷刑，但仍坚贞不屈，历时达三年之久。家中断了经济来源，英千里的夫人蔡葆真只得靠典当自己的嫁妆并外出教书来养家糊口，还要给狱中的丈夫送衣送饭。当时日军派人长期呆在英千里家中监视，就连佣人上街买菜，也有人跟踪。英千里最初被判**，由于我地工人员的作用而改判****，后又减为15年****。1945年，日本投降前被释放。
经历1948年底，英千里突然接到通知，匆匆赶到东单临时机场，随即与胡适等一同乘机飞往台湾。据英若诚说：当时和谈已经开始，全家都认为几个月之内他会回来的。英千里本人也是这样想的，他临走时只带了一个公事包。谁能料到，英千里从此离妻别子、音信隔绝，独自在台20年。
多年来，英千里时时都在怀念故乡、想念亲人。他的学生常常从他那茫然的眼神里，知道他又神游到那遥远的北京……尽管只身在台，且老境凄凉、体弱多病，但他对蔡葆真女士仍是忠贞不二。
贡献在台湾期间，英千里把全部心*投入了教育事业，他除担任台大外文系主任外，还在多所院校任教，并和辅大校友们共同努力，促成辅仁大学在台北市开学，并亲任副校长。据台湾教育界人士介绍，台湾省所有从初中一年级到大学四年级的英文教科书，均出自英千里之手。英千里在海峡两岸桃李满天下。他在台湾20年，讲学著书收入虽多，但大多用于救济学生和朋友。
逝世1969年10月8日，英千里因肺癌在台北耕莘医院故去，享年69岁。临终前留下遗嘱，将公教保险费新台币13.8万元全部捐给英氏奖学金基金会，用于嘉奖优秀青年。他的最后一笔款项，永远留给了后人。
家人蔡葆真： 英千里的妻子，出身宦门，其父蔡儒楷是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山东省长。解放后蔡葆真曾任北京儿童图书馆馆长。在英千里去台湾的20多年，她无时不刻挂念远在海峡彼岸的丈夫。文革中，她以70岁高龄成为专政对象，从家里被扫地出门，住到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房，整天干着重体力活。她对自己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始终默默承受。
英若诚： 英千里的次子。1979年应邀访美期间，方从其父的学生白先勇等人那里获知父亲已去世的噩耗。时间已过去整整10年。次年，英千里在台湾的义女韩拱辰在纽约见到了英若诚。百感交集之余，她将收集整理的英千里的一切资料、照片、文集：书籍等统统交还英若诚，请他带回大陆面呈英伯母，完成了自己的一个心愿。英若诚一直盼望赴台为父扫墓，可多次申请均被台湾当局搁浅打回票。直到1993年5月，英若诚在随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应邀访台期间，专程赴大直天主教公墓祭扫父亲墓地，才算了却毕生一大心愿。英若诚特地从父亲墓地盛了一杯黄土带回北京，用以慰藉日夜思念重返故乡的父亲的在天之灵。
英敛之（英连知）： 英千里的父亲，满洲正红旗人，《大公报》及辅仁大学都是英敛之创立的。
评价台湾著名女作家张秀亚曾著文称赞道：千里老师的学问渊博，识见超人。他那充满了智慧的心臆，简直是知识的宝库，好像整个的宇宙被缩小了藏放其间。他讲起书来征引繁富，妙语连珠，上下数千年，纵横千万里，好像没有一个典故、一件事物不可以由他信手拈来加以利用的。
学生：“听英先生讲课，真是莫大的享受。他学识渊博，口才好，标准的北京话很动听，又极富幽默感……于是我们这群学生也就不打瞌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