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晦堂文集》刘蓉（1816年―1873年）字孟容，号霞仙，是 桐城派古文家，他做过 曾国藩的幕客，与 郭嵩焘、罗泽南有往来。 咸丰五年（1855年）二月，翼王石达开总攻 湘军水营，烧毁湘军战船百余艘。曾 国藩座船被俘，“文卷册牍俱失”“公愤极，欲策马赴敌以死”，由刘蓉等人力劝乃止。从罗泽南援 武昌，将左营，克崇通，与 胡林翼会师攻 蒲圻，弟刘蕃先登陷阵中*亡。扶榇归养，无意再出。曾国藩、胡林翼均疏荐才堪大用，诏出治军。十年佐 骆秉章督四川军务， 荐擢知府，选将练兵，举 萧启江、 刘岳昭、黄醇熙三军入川，未三年，四川 太平军全被镇压，擒 石达开。 同治元年，督军川北。二年七月授陕西 巡抚，回湘增募，进屯陕南。四年克 阶州， 受言官妒议 夺官，十月复职。西捻入陕，率军堵击，溃于灞桥十里坡，免官终养。刘蓉为人勤奋好学，写了不少古文、诗词，“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国家为？”就是出自于其散文《 习惯说》的名句，选录自《养晦堂诗文集》。曾国藩评“吾友 刘君孟容， 湛默而严恭，好道而寡欲。自其壮岁，则已泊然而外富贵矣。既而察物观变，又能外乎名誉。”（《 养晦堂记》）。著有《思辨录疑义》、《养晦堂文集》等书。
思想《养晦堂文集》他将气与理的关系概括为“所谓气者，乃天地阴阳之气而人得之以有生者也。所谓理者，乃乾坤健顺之理而人得之以为性者也。故自天地观之，则气之与理举属天下公共之物，虽命于人，赋于 物，而皆非有我之所得私。而自人物观之，则所谓气与理者，赋禀各足，无不完备，不相交杂，不相假借，虽曰天下之公，要皆可以据为吾身所固有，而不害为私者也。”一方面他把理、气分为二，认为两者不相交杂；另一方面，他提出“所谓理者，乃乾坤健顺之理而人得之以为性者也”，以性属于理，认为理体现在人身上就是性，性是人化了的理，此乃程朱理学的“性即理”说。此固程朱之说。
刘蓉还把心、理分为二，并以理为心的主宰。他说：“人之有身也，耳目口体无不备而心为之君。人之有心也，虚灵知觉无不达而理为之宰。是其全体大用莫非天命之存，而不容有一疵之或累焉者也。”接着，他驳斥了阳明学说的“心即理”说，“愚以为其所以受病之本，尤在认气为理，执知觉运动为性。是以昧乎人心道心之别，而直以此心之虚明灵觉者为天理之本。然则良知之说误之也。且夫人之有知，盖气之精英者为之，凡其养 于静而明，感于物而通，触于欲而觉者皆是也。乃其所知之理，则性实命之，由其理以发于知，虽丽于气而不预焉。”他驳斥 王阳明以虚灵知觉为心的“ 心即理”说。而认为人之有知乃“气之精英者为之”，而理则由性命之，他认为理固然存在于气之中，但并不代表气就是理， 理与气是分为二的，他把心归结为气，把性归结为理，所以心与性是分为二的。
刘蓉还提出了“读史穷理”的观点，说：“读史者，特穷理之一事耳。古人格物之学，自身心家国，以至天地阴阳之变；古今**之宜，莫不深考而详究之。凡以致吾之知而已，固未可谓穷理一事，读史又一事也。”他不满理学家们那种“尚空谈而鲜实用”、“拘而鲜通”的迂阔学风，把“格物”、“读史”都看作是穷理的一部分。强调要通过“格物”与“读史”来及早应付“事变”的“变通”能力，成为真正的治*之才。他认为除理学外，世间再无其他学问。为此，他排斥其他学派，斥 陆王心学窃佛禅，* 儒宗，不属正学之列。
刘蓉治学讲究在道德上“原德其本”。所谓“ 成仁取义为世完人者，亦岂无本而致然哉；彼其忠烈之*固已根乎天
性”，而*守形成之源头在于“诵法圣贤，讲明乎道义彝伦纲常名教之训而身体之者”，以致“一旦殉国赴义，视死如归。虽至灼体裂肤，陷胸决�，而处之泰然，不以死生为纤毫顾虑”。这种道德践履精神强调“渐进”而不讲阳明
心学一再强调的“顿悟”，学术经过此“原德其本”的价值过滤，常常变成**践履的工具而基本失去其独立的价值。刘蓉还批判阳明 心学所推崇的“**”和“顿悟”，他说：“**之说，实吾人切要之功，但须中有所主，方为无弊；不然，或且坠于空寂。明季学者，所以多诡于程朱而流于禅悟者，盖皆坐此。吾兄其亦慎之。惟敬之一字，实该贯动静之法，前圣心传，举不外是，因而存之，其亦可以杜偏胜之弊而绝放佚之萌矣。”认为顿悟完全背弃了理学应以“强探力索之劳，履规蹈矩之苦，铢积摞之勤”始能“ 入圣”的艰辛进程，，导致了阳明心学流于空疏无用。刘蓉力主捍卫 程朱理学的正统观念，排斥异端思想，其学术倾向是显而易见的。
影响刘蓉挚友曾国藩认为刘蓉是一位有着巨大学术抱负与追求的学者，“博通经史，为文宏宕，有奇气” ，他将安身立命之地寄于学术事业，将“求道”作为自己一生最大的奋斗目标。其学术思想在 晚清思想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刘蓉虽心气傲岸，难为世人所容，在官场倾轧中早早去职还乡，但他仍“躬仁义而力践之，不以举世不为而自阻。饫道德而心乐之，不以没世无闻而自戚”，体现其力践 圣道，不以得失毁誉为意的非功利的处世态度。
刘蓉早年虽身居 草野，但并非一心只读圣贤书，而是时刻以天下为念，主张为学当匡世济民，所以他在 太平天国起义兴起的“天下危累”时刻慨然而出，以书生领兵，建立功勋，积功升至巡抚，抚镇一方；实现其 经世致用、治国平天下的志向。他的事业与学术为湖湘士子提供了一个仿效的榜样，对后世的湖湘学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们比肩鹊起，驰骋宇内。这对湖湘学风的弘扬具有重要的意义。 湖湘文化也在刘蓉等湖湘士人的宏扬下，从学术上的经世中走出来。一改以往那种鄙陋的 边缘文化形象，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化中坚之一。近代湖湘文化于是和岭南文化、江浙文化鼎足而立，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 区域文化，成为强势文化的典型代表。
著作《 习惯说》
蓉少时，读书养晦堂之西偏一室。俯而读，仰而思；思有弗得，辄起绕室以旋。室有洼，经尺，浸*日广。每履之，足苦踬焉。既久而遂安之。一日，父来室中，顾而笑曰：“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家国为？”命童子取土平之。后蓉复履其地，蹶然以惊，如土忽隆起者，俯视地坦然，则既平矣。已而复然。又久而后安之。噫！习之中人甚矣哉！足之履平地，而不与洼适也，及其久，则 洼者若平，至使久而即乎其故，则反窒焉而不宁。故君子之学，贵乎慎始。
注释
养晦堂：刘蓉居室名，在湖南湘乡。
浸（qīn侵）*：渐渐扩展。
中（zhòng众）人：击中、深入于人。
译文
清代文学家刘蓉年少时在养晦堂西侧一间屋子里读书。他专心致志，遇到不懂地方就仰头思索，想不出答案便在屋内踱来踱去。
这屋有处洼坑，开始为一尺见方，随后越来越大。每经过，刘蓉总要被绊一下。起初，他感到很别扭，时间一长也习惯了，再走那里就同走平地一样安稳。刘蓉父亲发现这屋地面的洼坑，笑着对刘蓉说：“你连一间屋子都不能治理，还能治理国家么？”随后叫仆童将洼坑填平。
父亲走后，刘蓉读书思索问题又在屋里踱起步来，走到原来洼坑处，感觉地面突然凸起一块，他心里一惊，低头看，地面却是平平整整，他别扭地走了许多天才渐渐习惯起来。刘蓉不禁感慨道：“习之中心甚矣哉！……故君子之学，贵乎慎始。” 意思是说：一个人学习时，初始阶段的习惯非常重要，君子求学，贵在慎重地对待开始阶段的习惯养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