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冬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2年加入中国***。曾任**安徽省委书记，红八军**部主任，****秘书长，河北省委前委书记，**统战部副部长，石家庄市市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南京市委书记、市长，**江苏省委书记，****上海局书记，上海市委**书记、市长，****华东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是**第八届**委员，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被选为****局委员。
柯庆施 - 建国之后 主政上海柯庆施于1954年秋由江苏省委调上海，接替陈毅主持**上海局，至1965年4月去世，前后整整10年。讣告中称他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系当时****局委员一级的规格。多少年来，直至“文革”末期的1975年，上海的《学习与批判》还发专文纪念柯庆施“逝世十周年”，称之为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
柯庆施是一位老资格的***人，1922年入党，是中国***内为数不多的见到过列宁的高级干部，30年代担任过****秘书长的要职。抗战时期到延安工作之后，仕途便多坎坷。在整风审干期间挨过整，他的妻子因此自*。
建国后，柯庆施在短短数年间由南京市委书记擢升至江苏省委书记。1954年2月，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已调任****组织部部长的饶漱石，因被定为与高岗结成的“反党结盟”而垮台；同年9月，陈毅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并内定为外交部长的人选。这样在一两年间，华东及上海的**二把手便相继空缺，柯庆施成为事实上的**把手。说到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鼓吹，人们总以为林彪或康生为始作俑者，然而拔头筹的却是柯庆施。1958年春，这位“封疆大吏”竟在**会议上鼓吹:“跟从毛泽东要到盲从的地步，相信毛泽东要到迷信的地步。”柯庆施出任上海一把手伊始，面临的是两件大事:一是1955年4月全国党代会期间发生的“潘杨**”，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被诬为“内奸”；另一件是紧接着发生的“胡风**”。这两件事均系毛泽东的决断所致。这两件大事对上海影响很大。柯庆施刻意挽留奉调《人民日报》的张春桥，使之成为自己的类似**顾问一类的角色。
柯庆施极善揣摩领袖的心态，长于从领袖的言论中领悟其意向和思路，以得风气之先的果敢予以鼓吹和阐发，这又有赖于擅长舞文弄墨的张春桥。
几乎取代了周恩来毛泽东在1957年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对1956年的反冒进已有微词，并明确批评“八大”决议中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
在这年11月他又提出15年赶上或超过英国的设想。在这年年底召开的**上海市一届二次会议上，柯庆施作长篇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备受毛泽东青睐。《人民日报》在1月25日将长达3万字的该报告的**和第四部分全文转载，并加长篇按语。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措辞严厉地批周恩来、陈云力主的反冒进。他取出柯庆施的报告当众将周恩来的军:“你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吗？”除了检讨，周恩来别无选择。用与会者李锐的话说，柯庆施成了南宁会议的“头号标兵”，65岁的毛泽东在讲话中屡称年仅56岁的柯庆施为“柯老”。 在5月间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在几次大会讲话中，屡屡称赞“柯老”，而周恩来和陈云则不得不就1956年的反冒进当众检讨。在大会结束后举行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柯庆施和谭震林、李井泉成为**局委员。
在毛泽东一度想用柯庆施取周恩来而代之的时候，心细如发的周恩来在给**书记处的检讨文字中，婉转地提到担任总理职务是否合适的问题。以周恩来的才干和威望，邓小平主持的**书记处会议明确表示，没有必要改变周恩来的总理职务。柯庆施虽然未能取周恩来而代之，但自此明白自己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这位封疆大吏认准了一条:紧跟毛泽东就是“胜利”。这一条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再次得到验证。 从1958年11月开始，毛泽东逐渐察觉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所产生的诸多问题，着手有限度地纠“左”。1959年7月召开的庐山会议的初衷，也还是适度纠“左”。因而他上庐山时所准备的全是关于纠“左”的材料。7月16日，毛泽东以《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为题，将彭致他个人的信批转与会者。柯庆施以特有的**敏感，把握到领袖的脉搏，星夜派人下山去上海取批“右”的材料。在21日的华东组会上，张闻天系统而深刻地分析了大跃进以来的“左”倾错误。柯庆施以主持者的身份，不断责难张的发言。果不其然，23日，毛泽东召开全体大会，对彭德怀等人严厉指责，发出“反右倾”的号令。
标新立异取悦毛泽东因为反对苏共的“现代修正主义”，毛泽东从大跃进的挫折中转向对阶级斗争的密切关注，特别强调的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柯庆施的关注热点也随之从经济领域转向思想文化领域。
1962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重提阶级和阶级斗争。柯庆施向毛泽东进言:《海瑞罢官》借古讽今。世人多以为诬陷《海瑞罢官》的*首是康生和江青，殊不知柯庆施与之“所见略同”。如果说诬陷《海瑞罢官》是“破旧”的话，那么鼓吹“大写十三年”便是“立新”了。1963年1月初，柯庆施在经过精心准备之后，借上海文艺界元旦联欢会的机会，告诫与会的作家、诗人、剧作家、音乐家、美术家:解放13年来的巨大变化是从未有过的，在这样伟大的时代、丰富的生活里，文艺工作者应该创作更多更好的反映伟大时代的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绘画和其他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柯庆施强调:只有写社会主义时期的生活才是社会主义文艺。于是，这位“好学生”标新立异，喊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口号。 从上世纪60年代初起，江青以毛泽东的“文艺哨兵”自居，开始染指文艺界。无奈她在北京确实吃不开，不用说彭真不把她当作一个人物，周扬等人也不愿曲意逢迎。落落寡合的江青在上海则如鱼得水。柯庆施已经从毛泽东注意力的转移中，领悟到江青的重要性。他让自己的心腹张春桥成为江青的左右手，江青也视上海为“基地”。后来在“文革”中，如日中天的江青感念旧恩，一再称道“柯老”当年的支持。
1964年10月6日，由周恩来、贺龙和柯庆施陪同，毛泽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观看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这是一个重要的迹象。果不其然，在不到3个月之后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大首次会议上，柯庆施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在16位副总理中，位居第六，在同是**局委员的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之前。 假以时日，柯庆施或许真能得到毛泽东更大的信任，只是天不遂人愿，自1964年春发现肺癌并手术切除后，柯庆施便在病假疗养之中，延至次年4月9日在成都终于不治。
猝死之谜 1965年4月10日，****发布讣告："柯庆施同志因患重病治疗无效，于1965年4月9日下午6时30分在成都逝世，终年63岁。"当时新华社连日报道了为"柯老"举行的隆重追悼仪式。 11日中午，骨灰由成都送抵北京，13日上午在首都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柯庆施追悼大会，国家**刘少奇主祭。这一切都说明，柯的死一切正常。谁知一年多之后，西南的红卫兵造反小将抛出"重磅炸弹"，揭指是"贺龙和****西南局书记李井泉狼狈为奸，**起来，共同谋害了毛**的好学生柯庆施"。弄得举国上下一片哗然。 据《书报文摘》刊文，柯庆施是应贺龙和李井泉之邀去成都的。4月5日贺、李宴请柯庆施后，当夜12时柯就出了事，三天之后猝死。这一切似乎为柯庆施被"谋*致死"的说法蒙上了一层难辨真假的迷雾。 "柯庆施谋*专案组"是张春桥亲自点将由"三结合"班子组成的，头头是个**。这个所谓的"三结合"专案组却只有一个专门技术人员。 专案组一班人从上海悄然抵达成都。此时一切都已时过境迁，柯庆施的*体早已成了灰烬，当时的现场、死者接触过的物件都已荡然无存，有关当事人也被当时已在全国传得神乎其神的"谋*"说吓得似惊弓之鸟。 因此，专案组的调查只能从外围入手，查明柯庆施之死的前因后果和抢救治疗的大致过程。专案组经过调查，访问了一些当时出席宴会的人，也见过贺龙夫人薛明，并对柯庆施整个抢救治疗过程的方案细细审视甄别，认定此中一切准确无误，绝无一丝技术性差错，也没发现丝毫疑点。经过反复调查，专案组认为柯庆施猝死的经过是这样的：1964年，医生发现柯庆施患肺癌，由上海华东医院切除了致癌肺叶。 此后，柯的身体已很虚弱，但这一切都是当时的"绝密"，连"柯办"的人都不清楚1965年春，应正在成都疗养的贺龙元帅和西南局书记李井泉之邀，柯庆施于3月13日到成都。4月5日是清明节。这天由西南局和四川省委**李井泉、李大章、廖志高等出面设晚宴招待，正在成都的朱德、贺龙和柯庆施都是宴请的主宾。 这种宴请通常都是主宾双方和夫人共桌。临开席不知谁提议：今天的晚宴男女宾分桌，大家一醉方休。此提议一出最受男宾欢迎，于是立即安排夫人们另开一桌，柯庆施的夫人被安排到女宾席。为此柯庆施高兴异常。原来柯夫人知柯庆施有病，宜吃清淡饮食，忌油腻、烟酒。遵医嘱，她平日里对柯庆施的饮食生活管束甚严。这晚柯庆施偶得"解放"，又逢老友，真有点"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氛围，大家尽兴而饮，一醉方休。宴会从下午6时开席，至晚9时许才尽兴而散。 柯庆施回到招待所，看了些文件，临睡还吃了一把花生米，食欲极好。几小时后，大约午夜12时多，柯庆施腹痛，柯的保健医生胡允平当即赶到作了常规处理，一直到凌晨2时，病情不见缓解。胡允平立即给上海专管高干治疗的华东医院挂长途电话，向薛邦祺院长汇报了柯庆施的病情。到清晨，眼看柯庆施的病情继续加重，连秘书也慌了神，便直接给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陈丕显打电话，要求火速派上海的高干医护人员到成都诊治。这时，虽然柯庆施身边围满了四川方面许多优秀的医生，但柯庆施自己和家属却更信任上海的医生。 中午时分，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一平领着上海一流的医护组赶往成都，立即投入会诊、抢救。可是虽经几天的努力，依然无效，柯庆施于4月9日下午6时30分死亡。 如果柯庆施真有取代周恩来之心，大概也会发出"既生亮何生瑜"之叹了。倘若假以时日，柯庆施必将受到毛泽东更大的信任，只是天不遂人愿，自1964年春发现肺癌并手术切除后，柯庆施便在病假疗养中，延至次年4月9日终于不治。在“打倒一切”的“文革”中，**党史上早有定论的革命家几乎无一幸免，李大钊、瞿秋白、王若飞，不是被诬为“叛徒”，就是被斥为“机会主义分子”。但是有一个例外，就是被称为毛泽东的“好学生”的柯庆施。“文革”中江青曾于1967年两次赞扬已经去世的柯庆施。
柯庆施 - 女儿眼中的柯庆施 毛**与爸爸妈妈常对我说：“你爸爸的嘴太严。”爸爸说话一贯谨慎，在家里从不谈论工作，从不议论上级、同事与部下。毛**到上海的事，他也从不告诉家人。 友谊电**位于中苏友好大厦北侧。我和妈妈在冷气开放的剧场的右侧边就座，神奇华丽的顶灯在进行灯光表演，忽明忽暗、忽红忽蓝、绚丽多姿。显然，是在等待重要的客人。忽然，后面的观众站了起来，接着全场观众们都起立热烈地鼓掌。 我看清与爸爸并肩步入剧场的、身材同样高大魁梧的那位重要客人是毛**。这是在我记忆中的首次见到毛**。从小就会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全场观众激动的气氛，也深深地感染了我。 灯光转暗，戏要开演了。秦叔叔走来说，爸爸要找我过去。我走到毛**的座位前，在他身旁就座的爸爸见我激动地说不出话来，便微笑地说：“给毛伯伯行礼。” 我轻声说：“毛伯伯好！”并向他行礼。 毛**慈祥地向我微笑，亲切地握住了我的手问：“你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那晚演出的是什么戏，一无所知。事隔十几年后，遇到市委招待处的一位职工，他又向我提起那晚的事，说大家当时谁也不在看戏，一心只想多看看毛**，所以连我去向毛**问候那一小会儿功夫的事也看在眼里。
工人新村的家1959年春节前，爸爸从北京开会回来，他十分满意地走进了我们的第六个家，上海南部近郊的东庙工人新村。东庙一村早已住满工人住户。我们住在东庙二村一幢三层楼房，一层住的是警卫员秦尚荷和司机郝俊两家人，秘书陈文一家住在三层。我们家在二层，房间都不大，会客室里摆不进沙发，但爸爸就是喜欢这样的家。时任长春**汽车制造厂党委书记的史坚叔叔来看望爸爸，他问：“柯老，你为什么要搬到工人新村来住？有人有意见的。” 爸爸说：“你不知道上海是什么地方。党员干部的作风，不抓不行。” 东庙一村与二村之间，未筑高墙，未设门房，工人们都知道邻居是市委书记们。难得一个星期天，爸爸兴致勃勃地走出家门，工人新村里的沙土路尚未平整，新栽的小树苗嫩生生的。他一手牵着一个孩子，在春光明媚的工人新村里轻松漫步。工人们的家庭近在咫尺，一扇扇窗户敞开，传出孩子们的欢笑声；收音机里播放的沪剧，唱腔悠扬动听。下班回家的工人与市委书记相遇，互相致意，邻里之间暖融融的。爸爸有时带全家人走出工人新村，马路对面就是一片接一片的农田。到了5月，金黄色的油菜花一眼望不到边，在阳光下闪耀着欢乐的光芒，传送着丰收的讯息。 孩子们也喜欢东庙工人新村的家：这里的邻居多，小伙伴也多，可以开心地在院子里追跑打闹；这里没有高墙的限制，没有门卫的盘查；一出门就是公共汽车的终点站，上车就有座位。经常有孩子来找我们玩儿，家中总是热热闹闹的。 工人新村有家小商店，妈妈常常带我们去买东西。这家商店真好，不像淮海路上的商店人挤人。三八妇女节的那天，我和五四商量要送妈妈礼物。没钱买怎么办？只好向妈妈“借”。女售货员热心地推荐那些印着可爱的小娃娃的儿童手绢，我说这是送给妈妈的，售货员更加和蔼可亲。花了两角五分钱，神秘地买下一条天蓝色提花女式手绢。用一张花纸精心地将手绢包好，工整地写下：“祝亲爱的妈妈节日愉快！”将这份礼物兴奋而隆重地献给了妈妈。 我们的家庭温馨、和睦、融洽。 妈妈总是无微不至地照顾着爸爸的生活。午休时，爸爸安心地睡着了，因为有妈妈替他掌握时间。快到上班时，妈妈就会轻轻地倒杯开水或走上几步，用这些精心设计出来的些许动静，把爸爸从疲乏的睡梦中慢慢唤醒。猛然地被吵醒，容易产生心慌。夏天的中午，妈妈就派我们用竹杆驱赶窗外树枝上吵闹不休的知了，让爸爸能静静地休息一会儿。 爸爸常说：“家常便饭最可口。”为了让爸爸吃到可口的饭菜，妈妈经常亲自下厨房，她能将平平常常的豆腐、青菜做得有滋有味。有时爸爸工作到深夜，妈妈就为爸爸和他的同事们下碗热呼呼的面条。 每年爸爸过生日，妈妈不顾自己有风湿性心脏病不能劳累，亲自去厨房为爸爸做他最爱吃的北京风味打卤面。先要做拉面，这是个细巧活，又是个力气活，面要和的硬一些，要用力地揉面团，直到十分滋润；要用力地反复在面板上抻拉面条，直到被拉的很长却不断。这种做法抻出的面条吃起来既筋道又滑爽。煮熟一块有肥有瘦的猪肉，切成薄片加上冬菇、木耳、黄花菜用小火熬成浓汤。临出锅时再勾芡打入蛋花、淋入花椒油，香喷喷的卤子就做好了。妈妈坐在爸爸的身边，看着他用筷子挑起长长的面条，吃得津津有味，她笑了。 孩子们过生日也吃打卤面。爸爸会微笑着对小寿星说：“你今天长尾巴了！”家乡的习俗，孩子长一岁就叫“长尾巴”。 妈妈从不会忘记给全家每一个人过生日，唯独记不起她自己的生日。有一次，爸爸乘车下班路过花店，忽然想起今天是妈妈的生日。他想买一束鲜花为她庆贺，一摸衣袋内分文皆无，只有妈妈为他准备的手绢、香烟盒与火柴。爸爸从来就身无分文，连人民币都认不全。爸爸一回到家就说起了这件事，我们一听都乐了。但我想，妈妈一定收到了这束美丽芬芳的鲜花。那天晚上，家里洋溢着节日的欢乐气氛。 我**次见到爸爸送给妈妈的礼物，是爸爸出差时，买的一条有着两千年悠久历史的四川蜀锦丝织被面，墨绿的底色衬托着银色的团花，高雅大方。 妈妈珍藏着几封爸爸写给她的信。 爸爸在一封信中说： “寄来的毛裤收到了。北京这两天已经冷了，上海如何？” “会议开始几天比较紧张，又要开会，又要准备发言稿，这几天已好多了。有可能我就抓紧休息。所以来北京后虽然经常有晚会，我只去过两次，也没有去街上跑。我身体很好。” “六六来信收到了，我很高兴。要她不要同妹妹弟弟打架，等会议完了之后，我去看看有什么好东西买些带回来。祝你好！”
康平路的家爸爸在上海工作十年，经常搬家。除了工作等方面的原因之外，主要由于爸爸不喜欢独门独院的花园洋房，他认为国家尚处在一穷二白的经济条件下，住这种房子*离群众，心中很不踏实。 住在工人新村虽然很合爸爸的心意，但作为市委办公厅存在不便之处。我们又要搬家了。 1959年冬天，妈妈与上海市公安局黄赤波局长等同志一起寻找房屋，她选中康平路165号的爱棠公寓。我们在这里一住就是二十多年，自从1960年初，我们家搬到康平路之后就再也没有搬过家，直到1983年12月底，我们随妈妈离开寒风刺骨的上海，搬到室内温暖如春的北京定居。 爱棠公寓在1940年代，是法国工程技术人员的公寓。我们搬进来以后，这里成为**上海市委书记处的集体宿舍和市委办公厅。 爸爸非常满意这个家：住房面积不大，上下班不用坐车，与同事们互为邻居。 朴素无华、占地不大的三层办公楼在北院。走进办公楼是处小巧的前厅，地面铺着墨绿与紫红色双色相间的方形草垫。楼上的过道也铺着同样的草垫，走上去的感觉虽然远不如羊毛地毯，但同样可以消除脚步声，保持**上海市委书记处办公机关的宁静与庄重。 爸爸的办公室在二楼东侧，摆放一张办公桌和一套沙发，墙上挂着中国地图。办公桌上立着一盏式样平常的台灯，井井有条地摆放着文件、老花镜、茶杯和烟灰缸。爸爸习惯整洁、有条有理。 走进家门，有屋三间，面积基本相同，约十多平米。当中一间是餐厅，有一张圆餐桌、靠墙有一台苏联外宾送的黑白电视机和一架租借的立式钢琴。爸爸和妈妈带着四个年纪尚小的孩子，六口之家围桌而坐不显拥挤。 我们家楼下三间屋的另外两间，最里面是客厅。靠近大门的那间是“多功能厅”。说“厅”太夸张，“多功能”，就很确切。屋内窗前摆着一张双人写字台，是工作人员的值班室。爸爸的秘书、卫士、司机，只要听到爸爸的召唤，一律有力而利索地回答：“有！”始终保持着**的作风。 这间房又是爸爸的会客室。下班后，一些**来的同志或本市的局长、部长们找爸爸谈工作，分别坐在双人写字台的两边，爸爸与来客一人一杯茶、一支烟，面对面倾心交谈。 这间房还是爸爸的休息室。晚上难得闲暇，爸爸坐在写字台前玩几把扑克牌。他的牌局有固定的人选，他与司机郝俊打对家，秘书陈文与警卫秦尚荷打对家。人手不够时，固定的替补队员是同院住的市委办公厅的副主任苏超或方扬。孩子们可以站在一旁观战，但是要严守观牌不语的原则，更不能做小编作。爸爸最容不得的事情是不光明正大，背后做小编作，他称之为：搞鬼！ 值班室写字台上有黑、红两部电话机，党**、华东六省和上海市都通过这两部电话，同爸爸时刻保持联系。 1960年代初，台湾经常派遣小股军队进犯华东沿海地区，造成伤亡，破坏当地人民的和平生活。陈文叔叔晚上在这里接到了有关方面的电话汇报，立刻向爸爸报告。我听到之后，一种危机感油然而生，也许这是原因之一，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结束得比较早。 有时，孩子们陪着爸爸在康平路大院里走走。康平路的院子，被市委行政处管理科花园班的师傅们，打扫修整得既干净又美丽。从龙华苗圃调来的蒋思远师傅心灵手巧，人又勤快，使得院子里的草坪青葱，花儿盛开，树木枝繁叶茂。 办公楼北侧，有一块绿绒绒的草坪，被孩子们称作前花园。由于靠近办公区，全院几十名孩子们从不到这里来喧哗。放学回家，一走进康平路的大门，若发现在通向办公楼的道路两旁摆放着一盆盆盛开的鲜花，办公楼大门两侧也有美丽的盆花，我就知道爸爸要在小礼堂会见外宾或内宾。 在我们家的门外也有一块草坪，孩子们习惯称作后花园。后花园里有棵高大的玉兰树，草坪四周围种着常绿植物。花园里的鲜花四季开放：春天盛开嫩黄色的迎春花，初夏盛开洁白喷香的栀子花，秋天盛开随风送香的桂花，冬天盛开怡人清香的腊梅花。白天后花园里静悄悄，下午放学之后就成为孩子们的乐园。小学生们有的连书包都来不及送回家，就跑进草坪和小伙伴们追跑起来。后花园里，甜美的欢笑声直上云霄。 一天下午爸爸要出发，当他走出家门临上车时，朝喧闹的后花园草坪望去，发现小弟正被小伙伴骑在了身上。半个月后，爸爸从外地开会回来，一下火车就问去车站接他的小弟：“被人骑在身上的滋味好受吗？你为什么不反抗？” 后来，妈妈经常提起这件事，说：“你爸爸心中虽然装满了工作，但是小弟’胯下受辱’之事一定引起他很多思考。出门半个月，心中还惦记这件事。” 市委办公厅南门外面对着一条小径，两旁栽种着各色花草与绿树，这是爸爸上下班必经之路。夜幕降临，孩子们常常站在小径南头的路灯下，紧目丁着北头的办公楼，大家称它作小礼堂的那扇透明的玻璃门，眼巴巴地等待爸爸下班回家一起吃晚饭。 等得实在又饿又烦，只好跑回家拿起电话，请总机王阿姨接通一号分机--爸爸的办公室。是秘书陈文叔叔接电话，麻烦他去催催爸爸下班。总机班王阿姨业务熟练。爸爸晚上在家里有时想找同院住的同志谈事而秘书不在身边，就自己拿起电话对总机说要找谁谁。我在一旁好生奇怪，爸爸不知道分机号怎么也能马上接通？总机真有本事！也不知道陈文叔叔帮不帮助传个话，反正还是要待到望穿秋水之时，才见小礼堂的那扇玻璃门被卫士秦叔叔推开，爸爸高大魁梧的身影终于出现了！孩子们奔跑过去，扑向爸爸怀中。爸爸一手牵着小弟一手牵着小妹，孩子们蹦蹦跳跳地回家了。 我们家的餐桌可以说是反映中国国情的一只小小的晴雨表。爸爸立下严格家规，谁也不许违背：老百姓家里吃什么，我们家就吃什么。爸爸吃饭时，常向炊事员询问市场当天的菜价和供应情况。他把上海人民的一日三餐，时时记挂在心。 爸爸吃饭从不讲究，妈妈更是如此，所以孩子们也就不知道什么叫挑食。记得我发明过一道高汤，用开水冲雪里蕻咸菜，喝起来味道蛮鲜的。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们家的餐桌上不见了荤菜。 一天中午，我们姐弟放学回家正围在餐桌吃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阿姨来了。她见桌上只放着一碟青菜就对妈妈说：“你给孩子们吃得太简单了，会影响孩子长身体。”妈妈告诉光美阿姨：“柯老要求很严格，不许在生活上搞特殊化。他连供应我们家的鸡蛋都不许买。” 爸爸常说：“作为一个真正的***员，我们一定要使自己心里没有什么个人得失，没有自己小天地的得失，只有整个革命的利益，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他坚决反对党员干部*离人民群众，坚决反对****。他以身作则，从一点一滴做起，去外地、去基层视察工作，坚决不允许设宴招待他；下乡蹲点，坚决不接受生活照顾；没有人敢给他送礼；他召开家庭会议，减少按照规定为他配备的工作人员。几年中，家里没有炊事员。直到他去世，家里没有公务员。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为了早日渡过难关，毛**带头减少自己的工资，爸爸也减少自己的工资，直到他去世也没有恢复。 妈妈完全理解和支持爸爸。妈妈的行政级别和工资水平，自从50年代初国家实行薪金制时给她定下行政级别后，始终没有变动过。直到80年代初，国家制定干部离休制她办理离休手续。因为每到妈妈工作的上海市委办公厅的干部们要晋级加工资时，爸爸总会同妈妈商量：“你还是再把提级的机会让给其他人，好吗？”1980年，妈妈的心脏病情加重，心动过速，心率不齐，出现了“房颤”，住进上海市华东医院北楼（原上海市公费医院）内科普通病房。一间病房内住着近十位来自工厂农村的病人，与妈妈邻床的是一位来自江西的女工。这位女工三十多岁，身患重病，她的丈夫日夜守候在病床前。妈妈见他一天三顿饭都不舍得买菜，只吃干馒头，就把自己那份饭菜先给他盛出一半。 爸爸以前能喝点酒。1954年到上海后，他心脏不大好，就很少喝酒了。宴请外宾时，服务人员专门为他准备一瓶白开水，以水代酒。 后来，爸爸只喝妈妈为他泡制的酒。妈妈每年都要亲手泡制一瓶枸杞酒，在酒瓶上注明泡制时间。当这瓶白酒变成晶莹美丽的深红色，就可以喝了。望着那杯酒漂亮迷人的颜色，不知为什么觉得一定又甜又香。 爸爸说：“尝一口才知道啊。” 我接过杯子，闻到了酒的醇香。抿一口，哎哟，真辣！ 爸爸开怀大笑！ 小弟、小妹也想尝尝了。 爸爸拿起一根筷子放进酒杯中点了点，让小妹尝了尝筷子头上的酒滴。 年幼的小妹立刻皱起秀丽的双眉，迫不及待地也学着爸爸样子，长哈一口气。 爸爸又笑开怀！ 每当爸爸晚上要亲笔起草文章或报告的提纲时，他总要倒上一小碍枸杞酒，就着一小碟花生米，有滋有味地喝着。只此一杯。他先浅浅地抿一小口酒，接着就会夸张地扬一下眉头，长哈一声，表示对酒的赞美，和对妈妈的赞美。一见到餐桌上摆放那只小小的刻花玻璃酒杯，就知道爸爸又要加班了。 妈妈为了让繁忙劳碌的爸爸能得到片刻的放松，总是建议他出去散散步。妈妈说，这是让他换换脑子，意思是希望爸爸暂时把工作担子放下来歇一歇，换个肩再继续挑。直到1998年8月，我在黄山目睹挑夫们不时地停下来，把担子换个肩挑这一情景，对妈妈的话才有了领悟。否则，挑夫们无法坚持走到目的地。 妈妈有时陪着爸爸从康平路的大门走出去，沿着竹篱笆院墙外的人行道散步。一般都是在晚上九十点钟出门，马路上的行人和车辆都少了，秦叔叔不远不近地跟随在身后，他独自一人，就能担负一位******局委员夜间出行的警卫工作。据说他的*法在警卫处里数一数二的。
柯庆施 - 文革时期发表的《柯庆施同志传略》柯庆施同志（1902―1965）生前是毛**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成员。 1902年柯庆施出生于安徽歙县南乡的竹溪村。 柯庆施同志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工作。1920年，他加入了当时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共青团前身），1922年秋加入中国***。 1922年1月，柯庆施作为中国代表之一，参加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及民族革命团体**次代表大会。会上，共产国际号召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奋起进行民族民主革命斗争；远东各国代表介绍了本国革命运动的情况。柯庆施兴奋地聆听着、记录着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各国革命运动的经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虽未出席大会，但仍在百忙中亲切接见了柯庆施等人。柯庆施早就听说过列宁的大名以及他的传奇经历，当这个成功地**十月革命、在世界上建立起**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导师和中国代表亲切握手时，柯庆施激动得热泪盈眶。列宁平易近人，详细地向中国同志询问了中国的情况，对中国革命提出了重要的意见。柯庆施同志是中国最早见到过列宁的人之一。 1924年，柯庆施被派至安徽工作，他积极开展建党、建团工作，推动工农运动的发展，并开展学运工作和兵运工作，同时争取到***左派的合作支持，对***右派的挑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回击。 1927年“四・一二”事变发生，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自1927年5月起，柯庆施同志开始主持**安徽省临时委员会的工作，积极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以及开展农运工作。同年12月，****巡视员尹宽到达安徽。尹宽一到安徽，就以钦差大臣自居，指责前一阶段省临委工作“严重右倾”。由于尹宽的家长作风和盲动主义，给安徽地下党的工作带来严重的不利影响。在1929年3月召开的安徽工作会议上，柯庆施等同志据理力争，使尹宽的盲动主义、命令主义的错误受到了批判（尹宽后来因追随陈独秀从事分裂活动被开除出党，后来成为托派头目，解放后被捕――作者注）。 1929年12月初,柯庆施同志受当时的党**委派，前往湖北省通山县的黄沙镇，担任红五军第五纵队政冶部主任、秘书长。同月，成功组织大冶兵*，一举攻下了大冶城，俘获了一千多人，缴获九百多条*。被誉为“模范的大冶兵*”。 1930年6月16日，中国工农工军第五军在湖北大冶县召开**扩大会议，红五纵队扩建为红八军，柯庆施同志担任了**部主任、军党委委员。此后他前往黄梅、广济一带，整合**，积极地开展群众工作，机智灵活地打击敌人，接连打了几个胜仗，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拥护。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开展兵运工作，先后成功地策动了驻武*川军某部和广济保安队的兵*，从川军中拉出两连人，从广济保安队中拉出一连人。随后还组建了红十五军。 1930年底，柯庆施同志调到**长江局工作，并被派往平汉线（河南许昌）策动夏斗寅部、唐生智部的兵*，因故未成，被调回上海工作。 1933年初，柯庆施同志被派到河北，任**河北省前委书记，积极推动“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抗日斗争。***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相**，力图取消抗日同盟军。时任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总司令的冯玉祥于1933年8月5日通电“忍痛收束军事”，9日宣布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柯庆施同志为代表的***人依然坚持斗争，反对冯玉祥取消抗日同盟军的决定。8月24日，**河北省前委在张北县二井村召开会议，会议决定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同盟军。在此期间，柯庆施同志与张慕陶等机会主义分子进行了斗争，于9月将张慕陶等人开除出党（张慕陶曾是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路线的积极追随者，后来又站到托派一边――作者注）。柯庆施同志曾试图使**开往河北省中南部开辟苏区，但途中受阻于***军高树勋部。此后“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曾一度兵临北平，但遗憾的是后来终因*****派的重兵围剿而失败。 1934年秋至1936年3月，柯庆施同志在担任**北方局组织部长兼平津地区工作部长期间，与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了斗争。他曾一针见*地指出：“刘少奇是个老右倾机会主义，是个老机。”也正因为如此，柯庆施同志成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的眼中钉。抗日战争期间，刘少奇、彭真等人在审干和抢救活动中借机迫害柯庆施同志，企图将其置于死地。后来江青同志发现这一情况后及时向毛**报告，柯庆施同志的冤屈才得以**昭雪。 1947年，柯庆施同志担任了华北解放的**个大城市――石家庄的市长，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全国解放后，他曾担任南京市委书记。1954年9月，柯庆施同志出任上海市委**书记，1956年，柯庆施同志当选为****委员，1958年又被增选为**八届****局委员。1960年9月，柯庆施同志出任**华东局**书记。 1957年，柯庆施同志**了上海的反右派斗争，反击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揪出了一批坚持**立场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时又注意防止反右派斗争中的扩大化倾向。这与刘邓集团起初包庇纵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后来又在群众中大肆“抓右派”形成了鲜明对此。 1957年12月25日，柯庆施同志作了名为《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著名报告，批驳了自1956年底出现的“反冒进”思潮。提出了发扬革命朝气，打掉官气，实行劳动锻炼、深入基层、联系群众的制度，以及培养又红又专的红色专家等重要措施。 1958年大跃进期间，柯庆施同志积极贯彻执行毛**革命路线，以极大的热情支持了群众运动。 柯庆施同志慧眼识英才，积极支持张春桥这样的革命左派。1958年，上海正是“资产阶级法权问题讨论”的发源地。以柯庆施、张春桥等为代表的革命者，为了贯彻毛泽东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与旧上海市委内以陈丕显、曹荻秋等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分子进行了长期的斗争。 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反党集团在苏修赫鲁晓夫集团的怂恿和支持下发动突然袭击，否定三面红旗、否定群众运动，并含沙射影地诽谤毛**。柯庆施同志坚决捍卫毛**革命路线，与彭德怀、张闻天等反党分子激烈地交锋。彭黄张周集团视柯庆施为“‘左派’司令部的挂帅人物”，对其恨得咬牙切齿。但“无可奈何花落去”，在毛**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断然反击下，彭黄张周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柯庆施同志与江青、张春桥等一起，积极贯彻执行毛**的革命文艺路线，同刘邓集团及其在文化界的代理人――周扬资产阶级文艺黑帮进行了坚决斗争，并热情地保护和支持新生的无产阶级文艺。早在1958年1月，柯庆施同志就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劳动人民一定要成为文化的主人》一文，指出“文化革命是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战线”。江青同志同志倡导的京剧革命得到了他的积极支持。1963年1月，他鲜明地提出了“写十三年”的战斗口号，周扬、林默涵等对此百般阻挠，张春桥同志站在柯庆施一边，与周扬一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此后，柯庆施同志作了于在1963年底到1964年初作了《大力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戏剧，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的重要讲话，进一步阐述了“写十三年”的思想，指出了在社会主义时代戏剧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社会主义时代的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的**服务，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戏剧革命“不仅是戏剧界、文艺界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而且是一场‘兴无灭资’和移风易俗的革命斗争，是一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1963年，江青同志组织对“有鬼无害论”的批判也是在柯庆施同志的支持下进行的。吴自立在华东大肆活动，筹划拍摄《怒潮》为彭德怀翻案，也是他觉察后及时报告给毛**的。1965年初，已经身染重疾的柯庆施同志支持了《评新编历史剧的《海瑞罢官》》的撰写工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终*发作出了贡献。 柯庆施同志厌恶上层建筑领域那些被资产阶级“专家”统治的“龙须沟”。他积极倡导工业战线的群众运动和技术革命，为建设一支工人阶级科技队伍作出了贡献。毛泽东时代上海的工业战线曾取得辉煌的成就，并为支援“两弹一星”工程作出了重要贡献。这里面就凝聚了柯庆施同志的心*。 1962年，刘邓集团利用暂时的经济困难大刮“三自一包”黑风，妄图在农村复辟资本主义，其在上海的代理人这时也闻风而动。柯庆施同志站在毛**一边与这股黑风进行了斗争。上海的“包产到户”就是由于柯庆施同志觉察后的及时干预被制止的。 1965年4月9日，柯庆施同志逝世。其悼词称他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他是无愧于这一称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