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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问陶（１７６４―１８１４），字仲冶，号船山，另有老船、蜀山老猿等别号，四川遂宁人。出身官宦世家，清乾隆五十五年（１７９０）进士，历任翰林院检讨、江南道御史、山东莱州知府。因看透嘉庆衰世**之**，于嘉庆十六年（１８１１）辞官，侨寓苏州虎丘。十九年（１８１４）去世，年５１岁。胡传淮《张问陶年谱》（2000年巴蜀书社出版、2005年再版）、《张问陶研究文集》（2009年**文献出版社出版） ，载船山生事甚详，有助于船山研究。

张问陶深得性灵派主将袁枚赞赏。袁枚誉张诗“沉郁空灵，为清代蜀中诗人之冠”，又夸其具“倚天拔地之才”，视为“八十衰翁生平**知己”（《答张船山太史》）。其原因在于张问陶不仅才华横溢、创作成绩斐然，而且其思想观念与诗学观点同袁枚颇多相通之处，成为嘉庆时期性灵派的重镇，与乾隆时期性灵派的代表人物袁枚、赵翼鼎足而三，占据乾嘉性灵派殿军的地位。 张问陶没有论诗专著与文章，但其《船山诗草》却收有数十首论诗诗，可供我们窥探其论诗要旨。综观张问陶论诗，可知其诗学观与袁枚性灵说笙磬相应，又不乏独到之见。张问陶堪称性灵派独具特色的诗论家。 张问陶论诗一再标举“性灵”，可见其主性灵之旨。如“性灵偶向诗中写”（《正月十八日……绝句志之》），“传神难得性灵诗”（《梅花》），“同无青白眼，各有性灵诗”（《冬日》），“浓抹山川写性灵”（《题子靖〈长河修禊图〉》），“笔墨有性灵”（《戊辰日依竹堂感怀》）等等，不一而足；尤其是“愧我性灵终是我”（《颇有谓予诗学随园者，笑而赋此》）之句，更显示其与袁枚“独抒性灵”（《随园诗话补遗》卷四）说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袁枚“独抒性灵”之性灵说内涵是强调创作主体应具真情、个性、诗才三方面主观因素。张问陶论诗要义一方面与此相通，一方面又有补充与发展。 袁枚性灵说最重真性情，所谓“性情得其真”（《寄程鱼门》），“情以真而愈笃”（《答尹相国》）。张问陶重性灵亦以真性情为创作要旨。首先，他强调创作者必须具备真情实感，有真性情要抒发。因此称“诗人原是有情人”（《题屠琴�F论诗图》其六）、“好鸟鸣春尚有情”（《论诗十二绝句》其八），因为“有情”才能写出真诗，所谓“热肠涌出性情诗”（《赠徐泰征》）是情与诗因果关系的生动说明。其次，他指出表现真性情是诗的本质，云“好诗不过近人情”（《论诗十二绝句》其十二），“自磨碎墨写天真”（《代启答毕秋帆先生并上近诗一卷》），“不写性灵斗机巧，从此诗人贱于草”（《题法时帆式善前辈诗龛向往图》），所谓“人情”、“天真”、“性灵”，皆指“诗缘情”（陆机《文赋》）之本质而言。因为主情，故与袁枚一样批评肌理派翁方纲以考据为诗，称“何苦颟顸书数语，不加笺注不分明”（《论诗十二绝句》其八）。翁氏“误把抄书当作诗”（袁枚《仿元遗山论诗》），已远离诗抒情之正轨。张认为，诗情不是从“古人书”中所能得到的，而是从生活阅历、社会实践中产生的，故云：“写出此身真阅历，强于��古人书。”（《论诗十二绝句》其三）又云：“关心在时务，下笔唯天真。”（《陈荫山舍人……限五古》）这一观点对袁枚性灵说所谓“神韵是先天真性情”（《答李少鹤》）、“但肯寻诗便有诗，灵犀一点是吾师”（《遣兴》）之主观唯心因素是一种补救。另外，就“情”本身而言，袁枚强调其真，尤重“情所最先，莫如男女”（《答蕺园论诗书》），与理相离。这有其思想解放的意义，但亦有忽视情之美与善的弊病。张问陶主情，既重视其真，亦兼顾其真与善，故云“古人怀抱有真美”，“恶诗尽有真情境，忍与风花一例删”（《重检记日诗稿自题十绝句》）。这一观点比袁枚要合理、全面。 张问陶于强调真性情的同时，还标举“气”：一曰真气，二曰奇气。《成都夏日与田桥饮酒杂诗》云：“有情那可无真气？”即明确提出真气与真情相辅相成的观点。如果说真情是诗的*肉，真气则是诗的筋骨，更是诗的精神力量，有情无气仍难见诗人之真本色。此“气”从诗人角度而言，是孟子所谓的“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具有刚正的气质、人格的力量。从诗的角度而言，则是具有一种劲健的风骨、壮美的气势。张氏重视气，就是重视诗人的品格、气质的修养，从而赋予诗作以气势。《华阴客夜读卷施阁诗文怀稚存》又标举“奇气”：“死有替人应属我，诗多奇气为逢君。”“奇气”是指诗人的非凡、狂放的气质，一种浪漫精神。这与张问陶的个性特征相关。张问陶论诗重气，当受到挚友洪亮吉的影响，洪氏《北江诗话》即将“气”与性、情等相提并论，作为“诗文之可传”的重要因素之一，皆意在针砭某些性灵诗轻佻滑易、缺乏气骨之弊，亦是对袁枚性灵说之补救。 张问陶于性灵特别强调“我性灵终是我”，这是同袁枚性灵说推重“作诗不可以无我”（《随园诗话》卷七）一样张扬个性、崇尚创作的独创性。为此张问陶宣称：“自吐胸中所欲言，那从得失争千古”，“浮名未屑以诗传，况肯低头傍门户！”（《题方铁船工部元�d诗兼呈吴谷人祭酒》）意谓诗人应该独抒性灵，自出机抒，诗中有人。为此又从反面强调：“诗中无我不如删，万卷堆床亦等闲。”（《论文八首》其七）所谓“诗中无我”即缺乏个性、因袭他人，清代乾嘉诗坛之拟古者正是“诗中无我”的典型，为此张问陶讥云：“模宋规唐徒自苦，古人已死不须争”（《论诗十二绝句》其十），“规唐模宋苦支持，也似残花放几枝。郑婢萧奴门户好，出人头地*无时。”（《题屠琴�F论诗图》）矛头指向沈德潜、厉鹗这些规唐模宋者，并认为依傍门户是不会出人头地的。与模拟者相反，性灵派皆主创造，以表现自己的真情与个性，张问陶亦云：“土饭尘羹忽崭新，犹人字字不犹人”，“《咸英》何必胜《箫韶》，生面重开便不祧”。（《论诗十二绝句》）所谓“斩新”、“生面重开”就是诗人所推崇的创造精神，只有做到“不犹人”，才能写出“我”之“性灵”，自成一家。 张问陶重性灵亦如袁枚一样重诗人之灵性，或曰诗才，并略有阐发。诗人有灵性表现之一是创作之际易产生灵感，无须雕肝镂肾、生写硬凑。《论诗十二绝句》其四、其五云：“凭空何处造情文，还仗灵光助几分。奇句忽来魂魄动，真如天上落将军！”“跃跃诗情在眼前，聚如风雨散如烟。敢为常语谈何易，百**纯始自然。”采用生动的比喻，形象地描述了诗人创作产生的灵感现象。前引张问陶关于创作要有“自身真阅历”的观点，亦即是“不凭空”；但创作还须借助“灵光”即灵感。二诗写出灵感降临“忽来”的突发性、“骤得”的短暂性，以及思维的活跃性，“诗情跃跃”指感情激动，而且想象丰富，所谓“提笔便存天外想，神龙鳞爪破空来”（《题屠琴�F论诗图》）。此外灵感乃自然而生，不可强求，所谓“诗为无心如拾得”（《成都夏日与田桥饮酒杂诗》）。可见张问陶对灵感的认识还是比较全面深入的。 对于诗歌的审美特征，袁枚性灵说要求灵活、有生趣、风趣，张问陶则主张空灵、有真趣，二者颇为接近，但亦有区别。张《题屠琴�F论诗图》云：“一片神光动魂魄，空灵不是小聪明。”袁枚之注重意象的灵活有趣，就迹近于“小聪明”，而张问陶之重“空灵”，内涵要广，它不仅要求意象灵动，而且追求意境深、韵味长，是一种高境界，故又称“诗到空灵艺始成”（《孟津县寄陈理堂》）。为达空灵之境，在艺术表现上注重以白描之笔勾勒意象，不堆砌典故；于创作心境则要求自然纯真、摆*动利。《论诗十二绝句》其六云：“想到空灵笔有初，每从游戏得天真。笑他正色谈风雅，戎服朝冠对美人。”说明空灵之境非满脑子礼教、一味“谈风雅”者所能达到，而必须出自于自然“天真”。另外，“天趣”、“真趣”亦与雕凿无缘，同拟古、考据之作亦不相干。对诗歌语言乃推重自然、质朴的“常语”，所谓“敢为常语谈何易，百炼工纯始自然”（《论诗十二绝句》其五），这与袁枚“家常语入诗最妙”（《随园诗话补遗》卷一）、“口头语，说得出便是天籁”（《随园诗话补遗》卷二）的观点相近。 张问陶的诗学观点由于表达形式的限制，比较粗略，远不及袁枚《随园诗话》、诗序等论诗专著观点阐述得详尽周全，范围亦不如袁枚性灵说广泛。但其要旨与袁枚性灵说属同调，性灵说的基本精神亦都具备。不过，张问陶的性灵说是嘉庆年间的诗论，张问陶亦有其独具的个性、思想，因此与袁枚又有差异。难能可贵的是，这种差异实为对袁枚性灵说不足或弊端的补救，从而使性灵说有所发展。这是张问陶诗论的新贡献，故张问陶与袁枚、赵翼号称乾嘉时期性灵派三大家。

张问陶一生致力于诗书画创作，书师米芾，笔意沉郁空灵，骨力内蕴，饶有意趣。工花卉，纵逸近于徐渭，尤善画猿、马、鹰、鸟等。传世作品有藏于故宫博物院的《芍*》扇等。杨守敬说其：“乾嘉间之书家，莫不胎息于金石，博考名迹，惟张船山，宋芷湾绝不依傍古人，自然大雅，由于天分独高，故不师古而无不合于古”。

清代著名诗人袁枚（1716－1797）《答张船山太史书》云：“诗人洪稚存太史，旷代逸才，目无余子，而屡次来信颂执事之才为长安**”；“以执事倚天拔地之才，肯如此�智�，亦是八十衰翁生平**知己。”《答张船山太史寄怀即仿其体》：“忽然洪太史，夸我得奇士。西川张船山，盘盘大才子。”

　　袁枚系乾隆诗坛盟主、性灵派主将，暮年因洪亮吉的推荐，才与船山神交，并云：吾年近八十，可以死；所以不死者，以足下所云张君诗犹未见耳！”袁枚视船山为生平“**”知己，可见船山之才，非同一般。

　　清代著名学者吴锡麒（1746－1818）《哭张船山》云：“如此惊才仅中寿，问天何苦更生才？”“余在都下，与张船山侍御为莫逆交。读其诗，如龙跳虎卧，令人色然而骇。……船山雄于诗者也。”

　　清代著名学者洪亮吉（1746－1809）云：“张检讨诗如骐骥就道，顾视不凡。”《题张同年问陶诗卷》云：“我狂可百樽，君捷亦千首。谪仙和仲并庶几，若说今人已无偶。”李白号称“谪仙”；苏轼，字和仲。洪亮吉认为：船山可以和李白、苏轼并美，乾嘉诗坛所有诗人无人能及！

　　清代诗人朱文治（1760－1845）《书船山纪年诗后》：“满纸飞腾墨彩新，谁知作者性情真。寻常字亦饶生气，忠孝诗难索解人。一代**多寄托，十分沉实见精神。随园毕竟耽游戏，不及东川老史臣。”朱氏认为船山诗超过了创作有游戏之嫌的随园（即袁枚）。

　　船山诗不仅在国内广泛流传，“四海骚人，靡不倾仰”，在国外也影响巨大，“朝鲜使人求其诗，至比之鸡林纸价。”乾隆六十年（1795）正月十八日，韩国文学家朴齐家（1750－1895）在罗聘（扬州八怪之一）寓所见到船山诗一卷，爱不释手，并投诗船山云：“曾闻世有文昌在，更道人间草圣传。珍重鸡林高纸价，新诗愿购若干篇。”诗中将张船山类比为文昌，可见评价之高。船山和云：“性灵偶向诗中写，名字宁防海外传。从此不防焚剩草，郁陵岛上有遗篇。”船山从弟张问彤（1768－1832）在《秋怀船山》一诗中亦云：“狂得时人骂，诗从外国知。”可见，在乾嘉时期船山诗已流播海外了。

　　清诗人张维屏（1780－1859）云：“船山诗生气涌出，生趣飞来。……至近体则极空灵，亦极沉郁，能刻人，亦能清超。大含名理，细阐物情，或论古激昂，或言情婉曲，或声大如钟镛，或味爽如松韭，几欲于从前诸名家外，又辟一境。”

　　清人李元度（1821－1887）《张船山先生事略》云：“幼有异禀，工诗，有u2018青莲再世u2019之目。……其诗生气涌出，沉郁空灵，于从前诸名家外，又辟一境。其《定鸡题壁》十八首，指陈军事，得老杜《诸将》之遗，传育殆遍。……国朝二百年来，蜀中诗人以船山为最。

　　清代学者孙桐生（1824－1908）云：“（船山）所为诗，专主性灵，独出新意，如神龙变化，不可端倪。近体超妙清新，雅近义山。古体奔放奇横，颇近太白。卓然为本朝一大名家，不止冠冕西蜀也。”

　　清末蜀人傅世洵（四川双流人）在《论蜀诗绝句》中，论船山云：“弱冠闻君已出群，中年阅历老弥真。旁人漫哂无余味，三百年来见此人。”清末诗人林思进（1873－1953）论船山云：“性灵空淡未容攀，后代讥评漫等闲。试问蜀中文苑里，百年谁复嗣船山？”傅诗强调蜀中文苑自从明代杨升庵以来、张船山之前三百年，蜀中没有出现张船山这样杰出的的诗人。林诗则强调在张船山之后一百余年，蜀中未能出现可以继承媲美张船山的诗人。这一前一后的比较，就说明了船山在蜀中诗坛的重要地位，即为清代蜀中诗冠。清诗人、四川布政使杨揆云：“蜀中作者自杨慎以后，惟问陶能继之。”近人戴吉双《四川儒林文苑传》谓船山云：“固李太白、苏东坡、虞伯生、杨升庵之后一人也，诚蜀中亦大家矣。”徐世昌《清诗汇·诗话》云：“船山弱冠工诗，空灵沉郁，独辟奇境，有清二百余年，蜀 中诗人无出其右者。”列入《清史稿·文苑传》者，蜀中只有张船山一人。可见，称船山为“清代蜀中诗人之冠”，是名副其实的。当代国学**钱钟书在《谈艺录》中云：“袁、蒋、赵三家齐称，蒋与袁、赵议论风格大不相类，未许如刘士章之贴宅开门也。宜以张船山代之。”袁枚、蒋士铨、赵翼号称乾隆三大家，但蒋士铨成就不及袁、赵，风格也不同，故钱钟书先生主张以张船山代替蒋士铨，重组一个三大家。当代清诗研究专家钱钟联先生也“力主将乾隆三大家中之蒋士铨，换为张问陶。”著名学者刘扬忠先生云：“张船山不单是西蜀诗人之冠，而且是清代中期全国诗人之冠。”著名学者王英志先生在《性灵派研究》一书中，将袁枚、赵翼、张问陶列为乾嘉诗坛“性灵派”三大家，并云：“纵观整个乾嘉时期性灵派众多诗人，可与袁赵鼎足而立为性灵派三大家者，唯有张氏。”张船山在清代乃至整个古代诗歌史上的地位如何，由此不难想见。

中国历史悠久，诗人辈出，多如繁星。因受规模和条件限制，能写入文学史的诗人，是极少的。以清代诗人为例，正处在筹备阶段的《全清诗》，“初步测算作者总数约为十万家，成书则当在一千册以上。”近人徐世昌辑《清诗汇》，收清代诗人6100余家，得诗27000余首。而能进入《中国文学史》的清代诗人只占《清诗汇》诗人总数的千分之三、四。中国社科院编三卷本《中国文学史》论及的清诗人仅16人；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论及的清诗人仅19人；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论及清诗人也只有28人。如此之少的清代诗人入《中国文学史》，而张船山即为其中之一，足见船山在清诗史上的重要地位了。

　　在各种通行清诗选本中，船山诗也占有突出地位。清代光绪五年（1879）刊印的《国朝全蜀诗钞》（孙桐生辑选），规模宏大，体制精严，是清代蜀选本中集大成者。该书共64卷，计选诗人362人，存诗5900余首，其中张船山诗入选最多，独占6卷，入选诗作近600首，已是《船山诗草》的五分之一，占《国朝全蜀诗钞》的十分之一，“犹以未获尽登为憾。”可见船山在孙桐生的心目中是大头，就全清诗人而论，蜀诗人中能跻身于**流的，也只有张氏一人而已。李朝正先生云：“乾嘉年间的性灵派在华夏拥有诗人之众，是过往的许多诗派无法比拟的，而巴蜀诗人恰恰是通过张问陶的作用，直接或间接地带领一批诗人，影响着一批诗人。因而，活跃在诗坛，齐集在张问陶周围的蜀中诗人都崇尚性灵，……形成了众星拱月、群星灿烂之势，迎来清代巴蜀诗歌中最为壮观的黄金时代。”

　　近人徐世昌辑《清诗汇》，计200余卷，是清诗选本中影响大、声望高者。该书入选船山诗37首，为蜀中诗人入选最多者。其他蜀中诗人，如李调元入选4首，彭端淑1首，费密8首，张问安11首，卓秉恬1首，刘沅1首，张鹏翮2首，刘光第7首……。在乾嘉时期全国性诗人中，张船山入选量仅次于袁枚（41首），而高于其他乾嘉著名诗人，如黄景仁34首，洪亮吉33首，蒋士铨27首，赵翼22首，宋湘9首，舒位25首，吴锡麒13首，孙原湘23首，郭频伽14首，姚元之10首，石韫玉6首，王昙4首，黄丕烈1首，顾翰9首，王学浩6首，王芑孙19首，崔旭5首，屠倬9首，杨芳灿17首，黎简34首，陈文述5首，吴嵩梁5首，朱文治9首……。可见，船山在乾嘉诗坛地位之显赫。

　　当代著名清诗选本，也给船山崇高地位。如钱仲联《清诗三百首》（1985年岳麓书社版），选张船山诗3首，仅低于袁枚（5首），而高于赵翼（2首），蒋士铨（未选）、洪亮吉（1首）、吴锡麒（2首）等人。陈祥耀《清诗精华》（199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选张船山诗8首，比乾嘉其他诗人多，如袁枚7首，宋湘4首，蒋士铨4首，洪亮吉3首。李梦生《律诗三百首》（200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选张船山律诗3首，高于袁枚（2首）、赵翼（2首）、龚自珍（2首）。该书中选清诗人3首及以上者仅10人，船山即其一，可见张船山是清代律诗写得最好的十大诗人之一。

　　近年出版的清代诗歌史及辞典，如朱则杰《清诗史》、严迪昌《清诗史》、霍有明《清诗史》、刘世南《清诗流派史》、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清代卷）、胡传淮《张问陶年谱》《张问陶研究文集》等，都给了张船山以充分的肯定。

　　杨世明先生在《巴蜀文学史》（巴蜀书社2003年版）中，列专节以《性灵派大家张问陶》为题，评述船山诗作及贡献，并云：“乾嘉时期是清代巴蜀文学最繁荣的时期……。这一阶段最辉煌的一页，是产生了大诗人张问陶。”又说：“从汉代以来，巴蜀出产了司马相如、扬雄、陈子昂、李白、苏洵、苏轼、苏辙、虞集、杨慎、张问陶这十大文学家，他们都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名人。迄今为止，几乎任何中国文学史，都要对上述十人的文学成就作出介绍。”

　　张船山是诗、书、画三绝奇才，当时名震海内、群相敛手，有的诗人写诗作文，自愿化为妇人，为他效力，甚至作为他的妻妾侍奉他。其诗作，对后世影响深远。晚清诗人易顺鼎（1858－1920），幼奇慧，有神童之目，诗作多至万首，“自谓为张船山后身”。南社诗人柳亚子（1887－1958），有诗云：“猛忆船山诗句好：白莲都为美人开。”梁启超在《饮冰室文集》中，讲述了张船山在山东任主考的故事；《海上花列传》中，写不少人照张船山诗意做诗；张恨水在小说《春明外史》里，让主人公杨杏园步和了张船山的八首七律《梅花》诗，引得人们纷纷寻找《船山诗草》来读。可见，船山诗影响之大。 著名古代文学研究专家、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刘扬忠先生在《张船山全国学术研讨会综述》中说：“张船山不单是西蜀诗人之冠，而且是清代中期全国诗人之冠，对他进行研究，继承他的文学遗产，乃是全国学者的份内之事。”龙洲剑客在《烟波谁识旧船山》中说：“张船山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应当是不输于思想史上的王船山。”“象张问陶这样一往情深地在诗歌中倾吐自己最真诚的生命感悟的人，古往今来*怕也不多吧！在他之前有杜工部，在他之后只有郁达夫。”“u2018江右三大家u2019中，从袁枚到赵翼、蒋士铨，无论在才气还是诗歌的造诣上都未必一定胜过张问陶。”“就诗论诗，张问陶是绝对不输于u2018三家u2019的”；“张问陶在诗界中就象金庸武侠小说里独立于正统门派之外时隐时现的绝顶高手，别人只能偶尔识得其踪迹，却少有人有耐心与诚心去探寻他的踪影。”此乃不刊之论。

　　综上所述：张船山在清代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不仅是清代蜀中诗冠，也是清代乾嘉诗坛大家，一代诗宗，是清代**流的诗人和著名诗学理论家，是性灵派后期的主将和代表人物。

　　以上摘自胡传淮《刍议张船山在清诗史上的地位》一文（发表于《西华大学学报》2005年04期）。

胡传淮著，2000年巴蜀书社出版、2005年修订再版。

此年谱十余万言，分为三个部分：

**部分概述了张问陶的世系以及张氏家族诗人等，使人对张问陶的家世有个整体把握。

第二部分为年谱正文，结合时代背景，按年月记载张问陶的生平、爱好、交游及创作成就，重点介绍其诗作，系年编谱。

第三部分为附录。一是汇集正史、方志、诗话、族谱，及诗集中有关张问陶的资料，从中可了解他人或后人对张问陶的认识与评价。其中有不少资料是首次公布。二是附录了《张问陶研究资料索引》，它既反映了国内外学界对张问陶研究的成果，又为学者进一步研究张问陶提供了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