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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中国历史学家。1930年因发表《刘向、刘歆父子年谱》成名；1950年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获香港政府尊崇；1968年膺选中研院院士。

钱穆（1895―1990）现代历史学家，国学**。江苏无锡人，汉族，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九岁入私塾，1912年辍学后自学，任教于家乡的中小学。1930年因发表《刘向、刘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北京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武汉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江南大学教授。

钱穆居北平八年，授课于燕京大学、北大等名校，并在清华、北师大兼课，与学术界友人时相切磋。抗战军兴，辗转任教于西南联大、武汉、华西、齐鲁、四川各大学。撰写《国史大纲》，采取绵延的观点了解历史之流，坚持国人必对国史具有温情和敬意，以激发对本国历史文化爱惜保护之热情与挚意，阐扬民族文化史观，被公推为中国通史最佳著作。1949年秋，出任香港亚洲文商学院院长。1950年，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使流亡学生得以弦歌不辍，因办学有成，获香港政府尊崇，于1955年获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1960年应邀讲学于美国耶鲁大学，获赠人文学名誉博士学位。1965年正式卸任新亚书院校长，应聘马来亚大学任教。1967年10月，钱穆应蒋介石之邀，以归国学人的身份自港返台，筑素书楼于台北市士林区外双溪，1968年膺选中研院院士。晚年专致于讲学与著述，虽目力日弱仍随时提出新观点，赖夫人诵读整理出版，谦称为《晚学盲言》。

谢世后，家人将其骨灰散入茫茫太湖，以示归家。

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

“东南财富地，江浙文人薮”，钱穆的故乡在江南水乡无锡的七房桥。父亲钱承沛考中秀才后，因体弱多病，无意科名，但对两个儿子却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读书入仕。钱穆7岁那年，被送到私塾读书。12岁时，41岁的父亲撒手尘世。孤儿寡母，家境贫困不堪。母亲宁愿忍受孤苦，也不让孩子辍学，她说：“我当遵先夫遗志，为钱家保留几颗读书的种子……”于是钱穆得以继续就读。

无锡荡口镇果育学校，是辛亥革命前无锡开风气之先的一所典型的新式学校。学校师资力量极佳，既有深厚旧学根底的宿儒，又有从海外学成归来具有新思想的学人。当时的体*教师是21岁的钱伯圭，曾就读于上海南洋公学，思想激进，系当时的革命党人。他见钱穆聪敏早慧，就问他：“听说你能读《三国演义》？”钱穆作了肯定的回答。老师便借此教诲道：“此等书以后不要再读。此书一开首就有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之类的话，此乃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故有此态。如今欧洲英、法诸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我们当向他们学习。”此番话给年仅十岁的钱穆以极大的震动，日后他在回忆此事时说：“此后读书，伯圭师言常在心中。东西方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

1907年，他升入常州府中学堂。学校首任舍监为人和蔼友善，对学生循循善诱，深受大家的喜爱。后来换了新舍监陈士辛，教学生修身课，与学生相处不好。钱穆所在的四年级在年终大考前，全年级集体提议，请求校方对明年的课程作些改动，要求减去修身课，增加希腊文课等。学生公推钱穆等五人为代表与校长商谈，又以集体退学相要挟，结果均为校方拒绝。钱穆作为学生代表，性格倔强，于是拒考，填退学书，自动退学。

在这次**的五位代表中，除钱穆外，还有两位后来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一位是创办《国故》月刊的常州张寿昆；另一位是江阴的刘寿彭，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大名鼎鼎的刘半农；还有两位分别是校长的三弟以及比钱穆低两个年级的瞿秋白。

钱穆因闹事退学，回到了七房桥老家。由于钱穆国文和历史的成绩为同学之最，年龄又是最小，所以，校长屠元博虽将他除名，但对这位年幼倔强、聪敏伶俐的学生却很欣赏，他推荐钱穆到南京钟英中学就读。

世事多变，钱穆在南京钟英中学求学不久，就*发了推翻满清王朝的武昌起义。学校停办，钱穆被迫辍学。他自知家贫，升学无望，虽“心中常有未能进入大学读书之憾，但并没有因此而意志消沉。矢志自学，闭门苦读。年十八岁，即辗转乡村，执教谋生。”十年乡教，十年苦读，十年求索，为他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深厚扎实的基础。这十年中，他在国学的研究方面成果也不少。后来，他又在朋友的介绍下，开始在无锡、苏州等地的中学教书著述，在刊物上发表了不少学术论著。

晚清以来，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深刻变化和大规模的西学东渐，诸子之学的研究逐渐兴起。特别是“五四”前后，诸子研究蔚然成风。钱穆早年步入学术之门，也是在这一背景下，从子学入手，研究先秦诸子思想及诸子事迹考辨，最终完成了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名作《先秦诸子系年》。这部著作对先秦诸子年代、行事及学术渊源，以及对战国史的研究，都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深得学术界的好评。陈寅恪称其“极精湛”，“自王静安（国维）后未见此等著作”。顾颉刚则称赞其“作得非常精炼，民国以来战国史之**部著作也”。当时年长钱穆一岁的顾颉刚，已是中国学术界大名鼎鼎的人物，虽与钱穆素昧平生，但读《系年》稿后，对他的史学功底和才华大加赞赏，并说：“君似不宜长在中学中教国文，宜去大学中教历史。”

钱穆最高的文凭仅为高中（尚未毕业），完全是靠自学成才的。1930年，因顾颉刚的鼎力相荐，才使他离开乡间，北上燕京大学，开始任国文系讲师。

燕京是一所教会大学，在北平各大学中，非常有名气。当时校务主要由监督司徒雷登主持。一天，司徒雷登设宴招待新来教师，问大家到校印象。钱穆在会上直抒己意：“初闻燕大乃中国教会大学中最中国化者，心窃慕之。及来，乃感大不然。入校门即见‘M’楼、‘S’楼，此何义？所谓中国文化者又何在？此宜与以中国名称始是。”事后，燕大特开校务会议，讨论此一意见。最终采纳了钱穆的建议，改“M”楼为“穆”楼，“S”楼为“适”楼，“贝公”楼为“办公”楼，其他建筑也一律赋以中国名称。

钱穆在燕大教大一、大二国文。他以扎实的国学功底和妙趣横生的演讲，赢得了学生们的肯定和欢迎。但是执教一年后，钱穆终因不适应教会大学的环境而辞职南归。

当时的钱穆与顾颉刚两人，在学术地位上相去甚远，其研究方法、学术观点等也不尽一致，但是顾对钱仍是关爱备至，1931年3月18日，他又给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去信，极力推荐钱穆代替自己，到北大任教。信中说：“……我想，他如到北大，则我即可不来，因为我所能教之功课他无不能教也，且他为学比我笃实，我们虽方向有些不同，但我尊重他，希望他常对我补偏救弊。故北大如请他，则较请我为好……他所作《诸子系年》，已完稿，洋洋三十万言，实近年一大著作，过数日当请他奉览。”

钱穆终于到北大任教了。客观地说，除了顾颉刚的鼎立相荐，这与文学院长胡适的首肯是分不开的。北大是当时中国最有名的大学，是钱穆心中长久向往的地方。他早年常以未能进入北大读书为憾，此次能到北大执教，自然乐于接受。

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有两位“但开风气不为师”的思想家，一位是梁启超，一位就是胡适。钱穆在苏州时，就曾与到苏州中学作学术演讲的胡适见过一面。当时胡适是他时时充满敬意、景仰不已的一代学人。钱穆对诸子学的研究，有不少得益于胡氏的启发。而胡适对钱氏也“尊重有加”。钱穆在北大史学系讲中国上古史（先秦史），有人问胡适关于先秦诸子事，胡适总是说可去问钱穆，不要再问他。

北大学风自由，教师在课堂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学生常设疑问难，竞相争论。当时学术界讨论老子问题日趋热烈，胡适主张老子在孔子前，因孔子曾问学于老子；而钱穆、顾颉刚则主张老子在孔子后。三位先生在课堂外大家互相讨论学问，是朋友；在课堂中则把自己的学术主张灌输给学生，并且当众批评对方的观点。比如胡适对钱穆的《刘向、刘歆父子年谱》的考据谨严，十分佩服，常常对学生们做义务的宣传；但是，在课堂上，他对钱穆等人的关于老子和《老子》一书的时代论争，却也慷慨陈辞，奋力抨击。钱穆在讲课中，也随时联系批评胡适的一些论点，常说：“这一点胡先生又考证错了。”学生们或主胡说，或赞钱说，彼此争论不断。有一次，赞同老子晚出之说的同学认为胡适“在老子时代问题上有成见”，胡适愤然地说道：“老子又不是我的老子，我哪会有成见呢？”不过他的态度仍很客观，随后又对同学们说，“在大学里，各位教授将各种学说介绍给大家，同学应当自己去选择，看哪一个更合乎真理。”

钱穆在北大讲授通史课，事实性强，不骋空论，有据有识，简要精到，并能深入浅出，就近取譬。如他比较中西文化，喻秦汉文化犹如此室的四周遍悬万盏明灯，打碎一盏，其余犹亮；罗马文化为一盏巨灯，熄灭了就一片黑暗。当时钱穆将通史课的教室设在北大梯形礼堂，面积是普通教室的三倍，“每一堂近三百人，坐立皆满，盛况空前”。课堂之大，听众之多，和那一排高似一排的座位，衬得下面讲台上穿着长衫的钱穆似乎更矮小了。但这位小个儿导师，却支配着全堂的神志。一口洪亮的无锡官话，震撼了在座的每一位学生的心。他自己也说过，他上课“几如登辩论场”。他对问题往往反复引申，广征博引，使大家惊异于其渊博，更惊异于其记忆力之强。在北大，他与胡适都因以演讲的方式上课而驰名学校，成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在学生中即有“北胡南钱”之说。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全面侵华。八、九月间，日军进占北大校舍。北方各高校纷纷南迁，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钱穆将历年讲授中国通史增删积成的五六厚册笔记装入衣箱底层夹缝，在十月与汤用彤、陈寅恪等人南下长沙，开始了抗战时期流转西南八年的学术生涯。

与在北大时期一样，钱穆在西南联大主讲中国通史，也吸引了大批学生。他的《国史大纲》新义迭出，创见尤多，被定为全国大学用书而一纸风行。所以内迁西南的各个高校都纷纷请他讲学。

抗战胜利后，北大的复校工作开始紧张进行。国民政府任命胡适为北大校长。当时胡适远在美国未归，即由傅斯年代理校长之职，负责北大接收、复员和北迁事宜。当时旧北大同仁不在昆明者，均得到信函邀请返回北平，而钱穆却没有得到邀请。

傅斯年曾是国学**黄侃门下的高足，也是胡适最得意的学生之一。他曾留学欧洲，被誉为史料学派的舵手，主张殷墟发掘，倡导“史学便是史料学”而名著当时。30年代，钱穆任教北大时，即与傅斯年相识。钱穆早年作为考据名家，被傅斯年视为史料考证派的同志，二人彼此往来问学，保持着不错的关系。但是钱穆与他在学术观点上又是同不胜异的。在钱穆看来，考古派迷信地下出土材料而将古代典籍抛之脑后，这做法与疑古派一味疑古、否定典籍同样有害，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西南联大时期，随着钱穆自己史学理论体系的日渐成熟，对史料考据派进行了全面批判。为此，作为学派领袖的傅斯年对钱穆的攻击自然不会高兴。北大复校，钱穆不在被邀之列，这*怕是重要原因之一。事实上，钱穆的见解与史料考据派的观点并非绝对对立，两种现象是可以互为补充的。然而，二人终于未能成为真正的“同志”。至此，钱穆告别了北大，与傅斯年分道扬镳了。

由于钱穆早已名重学林，所以各高校争欲聘请。他往返于各地之间，在几个大学讲学著述；1947年，家乡的江南大学正式成立，应荣德生先生之邀,出任江南大学首任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一职。

1949年，国共两党经过四年内战，胜负即将分晓的前夕，钱穆托言春假旅行，不携书稿，只身南下广州；秋季，又随广州华侨大学一同移迁香港。钱穆作为一名将中国传统文化奉为圭臬的儒者，对于发源苏俄的马列主义理论极为排斥，因此远走他乡。但同时，他对国家仍抱有深沉的爱，他所热爱的，是那个具有千年文明的故国，而非此一新国。

因此，钱穆到达香港后，即创办新亚书院（今并于香港中文大学），收留战*流离的学生。钱穆秉承了中国传统知识份子经世救国的抱负，他坦言：

我创办新亚的动机，是因为当初从大陆出来，见到许多流亡青年，到处彷徨，走投无路，又不是人人都有机会到台湾来；而我觉得自己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怎忍眼看他们失学。同时，也觉得自己只有这一条适当的路可以走。虽然没有一点把握，但始终认定这是一件应当做的事。

　余英时曾是新亚书院早期的学生，他目睹了钱师当年创办新亚的艰辛与不易，更是对老师充满了敬重。在余英时的记忆中，永远留下了这样一幕：

有一年的暑假，香港奇热，他（钱穆）又犯了严重的胃溃疡，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一间空教室的地上养病。我去看他，心里真感到为他难受。我问他，有什么事要我帮你做吗？他说：我想读王阳明的文集。我便去商务印书馆给他买了一部来。我回来的时候，他仍然是一个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亚书院全是空的。

钱穆这种精神的传播已不仅仅限于香港，更是远播至美国、欧洲等地，先后在美国耶鲁大学、哈佛大学讲课和讲演。在耶鲁大学讲课结束时被授予该校名誉博士学位。后又去哥伦比亚大学为“丁龙讲座”作演讲。在美国停留七个月后，他应邀去英国访问，参观了牛津、剑桥大学。从英国到法国、意大利，最后回到香港。因而，钱穆精神由钱穆的门下**更为发扬光大。

1963年10月港英政府**崇基、联合、新亚三书院成立香港中文大学。钱穆早就打算从行政职务中摆*出来。新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有一定规模，且加入中文大学。钱穆乃向董事会提出辞呈，未获通过，次年再度请辞，董事会建议休假一年后再卸任。16年来，在繁忙的行政事务之余，他还出版了《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庄老通辨》、《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孔子与春秋》、《论语新解》等著作。至此再潜沉书斋，埋首研读。

1964年休假后移居乡村小楼，开始计划写《朱子新学案》。1965年夏，钱穆曾赴马来亚大学讲学，余暇专攻朱子。次年2月返回香港。1967年10月定居台北，先住金山街，翌年7月迁至双溪蒋中正所赠庭园小楼。因钱先生幼居五世同堂大宅之素书堂侧，故以“素书楼”名新居，新居的庭院里，还特意种植了家乡的植物：苏州紫竹。在此期间，钱先生以最高票当选为**研究院院士。

钱先生用七年时间完成巨著《朱子新学案》。此书得到哈佛资金协助。此书是他晚年的代表作。作者不仅深入论述了朱熹学术思想，而且花大功夫系统梳理了朱子思想资料，夹叙夹议，精微邃密。作者把朱熹放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考察，突出了朱熹在中国思想史后半期的重要历史地位，同时连带地解决了朱子卒后七百多年来学术思想史上争论不休、疑而未决的一些重要问题。如在哲学上的理气论与心性论是一大问题，钱穆用理气一体浑成的道理解决了学者对理气二元或一元的争论，也用心性一体两分的道理，打破了思想史界关于程朱与陆王的门户之见。在学术上，他再现了朱熹作为百科全书式人物的形象。在治学方法上，义理与考据孰轻孰重也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之一，他用“考据正所以发明义理，而义理亦必证之考据”的方法克服治学方法上的偏颇。《学案》是他研究理学的重要著作。国际汉学批评家杨联升读《学案》后，赞叹不止，说钱穆治中国学术思想史，“博大精深，并世无能出其右者”。

钱先生完成《学案》以后，应张其昀之约，任中国文化学院（现中国文化大学）历史系教授，每周两小时，学生到他家听课。又应蒋复璁之约，任国立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院在素书楼对面。院为钱辟一研究室，钱在此读《四库全书》中宋、元、明理学诸集，并撰写专论。此期间撰著出版了《中国史学名著》、《双溪独语》、《孔子传》、《理学六家诗抄》等。此期间钱氏将六十年来主要学术论文汇总，保持原貌，略作改订，编成《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共八册。此外，他关于学术思想方面的论著汇集还有《庄老通辨》、《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中国学术通义》等。其它关于中国文化的论文或讲演集有：《中华文化十二讲》、《中国文化精神》、《民族与文化》、《中国文化丛谈》、《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历史与文化论丛》等。关于文学方面有《中国文学讲演集》等。

钱穆居双溪时，曾先后两次去日本、韩国访问，又数度去香港作讲演。他80岁时，在夫人陪同下南游，写成《八十忆双亲》，缅怀父母养育、教诲之恩及兄长扶掖、帮带之情，透露出对大陆亲人的眷怀与思念。后又写《师友杂忆》一书，对他的师友交往、著作旨趣、生活道路作了全面、平实的回顾。1977年，钱穆83岁，冬天胃痛甚剧，次春患黄斑变性症，双目失明。时新亚书院创设钱穆讲座，金耀基院长恳请他作首次主讲人。钱先生的讲演题为《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1980年夏，钱穆在夫人陪同下到香港与阔别三十二年之久、生活在大陆的三子(拙、行、逊)一女(辉)相见。次年再到香港与长女(易)长侄(伟长)相见。1984年，钱穆90岁，在港门人举行寿庆活动，先生得以与二子、二女及孙(松)孙女(婉约)团聚了一个月，享受天伦之乐。1986年，92岁生辰，在素书楼讲最后一课，告别杏坛，最后对学生赠言：“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

　　先生晚年目盲，展纸落笔，亦仅偶有叠字。赖夫人查阅旧籍，引述成语。稿成后，请夫人诵读，口授订正。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晚学盲言》就是这样诞生的。夫人对先生悉心照料，体贴入微。伉俪情浓，老而弥笃。先生晚年的最后一篇文章，是临终前三月口授，由夫人记录整理而成的，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化的最终信念。他对儒家“天人合一”这一最高命题“专一玩味”并因自己最终“彻悟”而感到“快慰”。这是他的晚年定论和临终遗言。他生前多次指出：“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最高信仰，文化与自然合一则是中国文化的终极理想。”

然而，1990年6月1日，钱穆先生不满当时身为立法委员的***与台北市议员周伯伦指控他霸占政府建筑物，以九十六岁高龄之身毅然搬离素书楼，却因此心情不畅，在生命最后的3个月，素书楼庭园内的树木始终萦绕在他的脑际，清晨，他总是望着窗外问夫人：“树呢？大树怎么不见了？”，令人感叹。当时**日报刊文指钱穆搬出“素书楼”，是“国家和社会不尊重知识分子”（裴普贤语）。***执政后，曾向钱夫人道歉，并将素书楼改钱穆先生纪念馆。钱夫人曾慨叹道：“宁为死人办纪念馆，也不给活人住！”

钱穆，这位为弘扬中国文化奋斗终身的一代国学**，于1990年8月30日晨在台北寓所平静地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享年96岁。他没有去西方**教所幻想的天国，也没有到佛教所希望的涅盘彼岸，而是魂归于祖国母亲温暖的沃土中。1991年1月，钱夫人捧先生灵灰归葬于太湖西山之俞家渡石皮山。钱夫人及二三门人搜集、整理的一千七百万言之《钱宾四先生全集》三编(甲编：思想学术，乙编：文史学术，丙编：文化论述)五十四巨册，1994年-1997年由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出版。

原本胡适相当赏识钱穆，称钱的《刘向、歆父子年谱》乃“一大著作，见解与体例都好”，并对学生说：有关先秦诸子事，可向宾四先生请教，不必再问他。外界以为钱“喜治乾嘉学”，张君劢甚而劝钱穆“何必从胡适之作考据之学”。钱穆初到北平，胡适的**傅斯年对他优礼有加，邀至史语所，奉为上宾。胡适也将私藏“孤本”《求仁录》借给钱研览。

钱穆在治学方面与胡适颇多抵触。胡适继承传统的说法，认为老子略早于孔子；钱穆则创立新说，认为老子略早于韩非，后于孔子。一次，两人不期而遇。钱穆说：“胡先生，《老子》成书的年代晚，证据确凿，你不要再坚持你的错误了！”胡适说：“钱先生，你举出的证据还不能说服我；如果你能够说服我，我连自己的亲老子也可以不要！”

钱穆与胡适二人在老子生年、《说儒》等学术问题上观点迥异，时有争辩。具体学术分歧尚属表面，深层原因是钱对胡的“新文化”主张不以为然，他后来甚至认为，中国思想界“实病在一辈高级知识分子身上”，如“新文化运动，凡中国固有（文化）必遭排斥”，贻害深远。当年北大讲坛上最叫座者乃胡适和钱穆二人，钱穆称“大凡余在当时北大上课，几如登辩论场”。

钱穆的《师友杂忆》中曾看到一则记录，是说钱穆经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介绍到师范去教书，跟钱基博是同事，那时钱穆还很年轻，年龄大概在钱基博与钱钟书之间，大概钱穆小钱基博10多岁，而钱穆比起钟书来，可能也要长个10多岁。而钱穆与钱氏父子非出于同宗，所以就按年龄来称呼了。于是钱穆称钱基博为叔父，而钱基博则命儿子钟书也称钱穆为叔父。

钱伟长是钱穆长兄钱挚之长子，钱穆的亲侄，钱伟长的名字即出于钱穆之口，1984年，钱穆赴港与钱伟长曾有一叙。1927年，商务印书馆要出版钱穆的专著《国学概论》，钱穆请钱基博为之写序，钱基博把此事交给了儿子钱钟书，钱钟书即刻一气呵成，钱基博读后竟一字未易。这样，《国学概论》冠名钱基博的序言竟出于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钱钟书之手，不禁使人叫绝!

在胡适有生之年，钱穆未能当成**研究院院士。日后李敖认为这是不公道的，他说：“钱穆的理学怪说固不足论，但他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却更该先入选成院士。”

钱穆一生以教育为业，五代**，冠盖云集，余英时、严耕望等人皆出门下。

1990年6月1日，钱穆先生不满当时身为立法委员的***与台北市议员周伯伦指控他霸占政府建筑物，以九十六岁高龄之身毅然搬离素书楼，同年8月30日逝于杭州南路寓所。

1895（清光绪廿一年） 7月30日生于江苏省无锡县

1900 七岁 入私塾读书

1903 十岁 进果育小学就读

1905 十二岁 父逝

1906 十三岁 入常州中学堂

1910 十七岁 转入南京私立钟英中学，适逢武昌起义，学校停办，遂辍学

1911 十八岁 任教无锡三兼小学，为教学生涯之始

1918 廿四岁 任教鸿模学校，即原果育小学，出版《论语文解》

1919 廿五岁 任后宅泰伯市初小校长

1922 廿八岁 赴厦门任教集美学校为任职中学教师之始

1923 廿九岁 任教江苏省无锡第三师范学校

1927 卅三岁 转任教苏州中学

1928 卅四岁 妻殁、儿殇、兄亡连遭三丧

1930 卅六岁 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后任教北京燕京大学为任教大学之始

1931 卅七岁 任教北京大学历史系，并兼课清华、燕京、北师大

1935 四一岁 出版《先秦诸子系年》

1937 四三岁 随政局南迁，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

1939 四五岁 《国史大纲》*稿，回苏州侍母一载

1941 四七岁 往成都任教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及武汉大学

1943 四九岁 先后任教于华西大学、四川大学

1944 五十岁 撰文《中国历史上青年从军先例》号召知识分子投笔从戎

1946 五二岁 赴昆明任教五华学院、兼任云南大学

1948 五四岁 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课余撰《湖上闲思录》

1949 五五岁 赴港任亚洲文商学院院长

1950 五六岁 成立新亚书院、应邀赴台讲演

1951 五七岁 为筹办新亚书院台湾分校滞台数月，未果。

1952 五八岁 4月，在淡江文理学院惊声堂讲演，屋顶泥块坠落击中头部晕厥送医

1955 六一岁 新亚研究所成立，访日，教育部颁赠学术奖章 香港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

1956 六二岁 新亚书院农圃道校舍暑期落成，为自有校舍之始与胡美琦女士九龙缔婚

1957 六三岁 新亚书院增设艺术专修科

1960 六六岁 赴耶鲁大学讲学，课余撰《论语新解》 耶大颁赠名誉博士学位后赴欧访问

1961 六七岁 新亚书院理学院成立

1963 六九岁 香港中文大学成立，曾辞新亚书院院长职

1965 七一岁 正式卸任新亚书院院长，离港赴吉隆坡马来亚大学讲学

1967 七三岁 十月迁居台北

1968 七四岁 迁入素书楼，膺选**研究院院士

1969 七五岁 任中国文化学院历史研究所教授、台北故宫博物院聘为研究员

1974 八十岁 撰《八十忆双亲》

1976 八二岁 是年冬，胃病剧作，几不治

1978 八四岁 该年常病，目不能视，抱病赴港任新亚书院"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主讲人。

1979 八五岁 赴港出席新亚三十年纪念会

1980 八六岁 与三子、**会于香港，卅二载未见，得七日相聚

1981 八七岁 与长女、长侄晤聚香港，五子女两年内分别见面

1984 九十岁 获颁行政院文化奖章

1986 九二岁 为文化大学历史研究所学生上最后一课

1988 九四岁 在家中授课至是年方休

1989 九五岁 赴港参加新亚四十年纪念会

1990 九六岁 6月1日迁出素书楼 8月30日逝于杭州南路寓所

1992 殁后二年 归葬苏州太湖之滨

2012 殁后廿二年夫人钱胡美琦女士于3月26日凌晨零时22分在睡梦中去世，享年83岁，

胡美琦及二三门人搜集、整理的一千七百万言之《钱宾四先生全集》三编（甲编：学术思想，乙编：史学，丙编：文化人生及其他杂著）五十四册，1998年由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全部出版。

《清儒学案》全稿成后，被国立编译馆遗失，幸留有序目。

出版日期

1．何佑森《钱宾四先生的学术》，载项维新、刘福增主编《中国哲学思想论集》第八册，台北牧童出版社1978年出版。

2．朱传誉主编《钱穆传记资料》，台湾天一出版社1981年出版。

3．霍韬晦主编《法言》“钱穆悼念专辑”，1990年l0月号，香港法言出版社。

4．马先醒主编《民间史学》“钱宾四先生逝世百日纪念”，1990年冬，台北民间史学杂志社。

5．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粼――钱穆与中国现代学术》，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出版。

6．严耕望《钱宾四先生与我》，台北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7．江苏省无锡县政协编《钱穆纪念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

8．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出版。

9．李木妙《国史**钱穆教授生平及其著述》，新亚学报第十七卷，香港1994年8月出版。

10．郭齐勇 汪学群《钱穆评传》，江西百花洲史文艺出版社1995年出版。

11．邓尔麟《钱穆与七房桥世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出版。

12.郭齐勇、汪学群《二十世纪学术经典·钱穆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

13.陈勇 《钱穆传》， 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

《国史大纲》引论

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自身国家不****。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黄。）

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举其特点有三。一者“悠久”。从黄帝传说以来约得四千六百余年。从古竹书纪年以来，约得三千七百余年。（夏四七二，殷四九六，周武王至幽王二五七，自此以下至民国纪元二六八一。）二者 “无间断”。自周共和行政以下，明白有年可稽。（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从此始，下至民国纪元二七五二。）自鲁隐公元年以下，明白有月日可详。（春秋编年从此始，下至民国纪元二六三三。鲁哀公卒，左传终，中间六十五年史文稍残缺。 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资治通鉴托始，至民国纪元凡二三一四年。）三者“详密”。 此指史书体裁言。要别有三：一曰编年，（此本春秋。）二曰纪传，（此称正史，本史记。）三曰纪事本末。（此本尚书。）其他不胜备举。（可看四库书目史部之分类。）又中国史所包地域最广大，所含民族分子最复杂，因此益形成其繁富。若一民族文化之评价，与其历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则我华夏文化，与并世固当首屈一指。

然中国最近，乃为其国民最缺乏国史知识之国家。何言之？“历史知识”与“历史资料”不同。我民族国家已往全部之活动，是为历史。其经记载流传以迄于今者，只可谓是历史的材料，而非吾侪今日所需历史的知识。材料累积而愈多，知识则与时以俱新。历史知识，随时变迁，应与当身现代种种问题，有亲切之联络。历史知识，贵能鉴古而知今。至于历史材料，则为前人所记录，前人不知后事，故其所记，未必一一有当于后人之所欲知。然后人欲求历史知识，必从前人所传史料中觅取。若蔑弃前人史料而空谈史识，则所谓“史”者非史，而所谓“ 识”者无识，生乎今而臆古，无当于“鉴于古而知今”之任也。

今人率言“革新”，然革新固当知旧。不识病象，何施刀*？仅为一种凭空抽象之理想，蛮干强为，求其实现，卤莽灭裂，于现状有破坏无改进。凡对于已往历史抱一种革命的蔑视者，此皆一切真正进步之劲敌也。惟藉过去乃可认识现在，亦惟对现在有真实之认识，乃能对现在有真实之改进。故所贵于历史知识者，

所谓“革新派”之史学，亦随时变迁。约言之，亦可分为三期。其先当前清末叶。继“**革命”而起者，有“文化革命”。

前一时代所积存之历史资料，既无当于后一时期所需要之历史知识，故历史遂不断随时代之迁移而变动改写。就前有诸史言之，尚书为最初之史书，然书缺有间，此见其时中国文化尚未到达需要编年史之程度。其次有春秋，为最初之编年史。又其次有左传，以纲罗详备言，为编年史之进步。然其时则“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此种通史，无疑的将以记诵、考订派之工夫，而达宣传革新派之目的。彼必将从积存的历史材料中出头，将于极艰苦之准备下，呈露其极平易之面相。将以 专家毕生之精力所萃，而为国人月日浏览之所能通贯。则编造国史新本之工作， 其为难于胜任而愉快，亦可由此想见矣。

“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今将为国史写一简单扼要而有系统之新 本，首必感有此苦。其将效记诵、考订派之所为乎？则必泛滥而无归。其将效宣 传革新派之所为乎？又必空洞而无物。凡近代革新派所注意者有三事：首则曰政 治制度，次者曰学术思想，又次曰社会经济。此三者，“社会经济”为其最下层 之基础，“**制度”为其最上层之结顶，而“学术思想”则为其中层之干柱。 大体言之，历史事态，要不出此三者之外。今将轻重先后，分主客取舍于其间乎？ 抑兼罗并包，平等而同视之乎？曰，姑舍此。

凡治史有两端：一曰求其“异”，二曰求其“同”。

今于国史，若细心留其动态，则有一至可注意之事象，即我民族文化常 于“和平”中得进展是也。欧洲史每常于“战争”中著精神。如火如荼，可歌可 泣。划界限的时期，常在惊心动魄之震荡中产生。若以此意态来看中国史，则中 国常如昏腾腾地没有长进。中国史上，亦有大规模从社会下层掀起的战争，不幸 此等常为纷*牺牲，而非有意义的划界限之进步。秦末刘、项之*，可谓例外。 明祖崛起，扫除胡尘，光复故土，亦可谓一个上进的转变。其他如汉末黄巾，乃 至黄巢、张献忠、李自成，全是混*破坏，只见倒退，无上进。近人治史，颇推 洪、杨为中华民族革命之先锋，然此固矣。然洪、杨数十余年扰*，除与国家社 会以莫大之创伤外，成就何在？此中国史上大规模从社会下层掀起的战争，常不 为民族文化进展之一好例也。然中国史之进展，乃常在和平形态下，以舒齐步骤 得之。若空洞设譬，中国史如一首诗，西洋史如一本剧。一本剧之各幕，均有其 截然不同之变换。诗则只在和谐节奏中转移到新阶段，令人不可划分。所以诗代 表中国文化之最美部分，而剧曲之在中国，不占地位。西洋则以作剧为文学家之 圣境。即以人物作证，苏格拉底死于一杯**，耶稣死于十字架，孔子则梦奠于 两楹之间，晨起扶杖逍遥，咏歌自勉。三位民族圣人之死去，其景象不同如此， 正足反映民族精神之全部。再以前举音乐家与网球家之例喻之，西洋史正如几幕 精彩的硬地网球赛，中国史则直是一片琴韵悠扬也。

姑试略言中国史之进展。就**上言之，秦、汉大统一政府之创建，已为国史辟一奇绩。近人好以罗马帝国与汉代相拟，然二者立国基本已不同。罗马乃以一中心而伸展其势力于四围。欧、亚、非三洲之疆土，特为一中心强力所征服而被统治。仅此中心，尚复有贵族、平民之别。一旦此中心上层贵族渐趋腐化，蛮族侵入，如以利刃刺其心窝，而帝国全部，即告瓦解。此罗马立国形态也。秦、汉统一政府，并不以一中心地点之势力，征服四周，实乃由四围之优秀力量，共 同参加，以造成一**。且此四围，亦更无阶级之分。所谓优秀力量者，乃常从 社会整体中，自由透露，活泼转换。因此其建国工作，在**之缔构，而非四周 之征服。罗马如一室中悬巨灯，光耀四壁；秦、汉则室之四周，遍悬诸灯，交射 互映；故罗马碎其巨灯，全室即暗，秦、汉则灯不俱坏光不全绝。因此罗马民族震铄于一时，而中国文化则辉映于千古。我中国此种立国规模，乃经我先民数百年惨淡经营，艰难缔构，仅而得之。以近世科学发达，交通便利，美人立国，乃与我差似。如英、法诸邦，则领土虽广，惟以武力贯彻，犹惴惴惧不终日。此皆罗马之遗式，非中国之成规也。

谈者好以专制政体为中国**诟病，不知中国自秦以来，立国规模，广土众民，乃非一姓一家之力所能专制。故秦始皇始一海内，而李斯、蒙恬之属，皆以游士擅政，秦之子弟宗戚，一无预焉。汉初若稍稍欲返古贵族分割宰制之遗意，然卒无奈潮流之趋势何！故公孙弘以布衣为相封侯，遂破以军功封侯拜相之成例，而变相之贵族擅权制，终以告歇。博士**，补郎、补吏，为入仕正轨，而世袭任荫之恩亦替。自此以往，入仕得官，遂有一公开客观之标准。“王室”与政府逐步分离，“民众”与“政府”则逐步接近。**逐步解放，而国家疆域亦逐步扩大，社会文化亦逐步普及。综观国史，政体演进，约得三级：由封建而跻统一， 一也。（此在秦、汉完成之。）由宗室、外戚、**所组成之政府，渐变而为士 人政府，二也。（此自西汉中叶以下，迄于东汉完成之。）由士族门第再变而为 科举竞选，三也。（此在隋、唐两代完成之。）惟其如此，“考试”与“铨选”， 遂为维持中国历代政府纲纪之两大骨干。全国政事付之官吏，而官吏之选拔与任用，则一惟礼部之考试与吏部之铨选是问。此二者，皆有客观之法规，为公开的准绳，有皇帝（王室代表。）所不能摇，宰相（政府首领。）所不能动者。若于此等**后面推寻其意义，此即礼运所谓“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之旨。就全国 民众施以一种合理的教育，复于此种教育下选拔人才，以服务于国家；再就其服 务成绩，而定官职之崇卑与大小。此此正战国晚周诸子所极论深岂，而秦、汉以 下政制，即向此演进。特以国史进程，每于和平中得伸展，昧者不察，遂妄疑中 国历来政制，惟有专制黑暗，不悟政制后面，别自有一种理性精神为之指导也。

谈者又疑中国政制无民权，无宪法。然民权亦各自有其所以表达之方式与机构，能遵循此种方式而保全其机构，此即立国之大宪**，不必泥以求也。中国自秦以来，既为一广土众民之大邦，如欧西近代所运行民选代议士制度，乃为吾先民所弗能*纵。然诚使国家能历年举行考试，平均选拔各地优秀平民，使得有参政之机会；又立一客观的服务成绩规程，以为官位进退之准则，则下情上达，本非无路。晚清革命派，以民权宪法为推翻满清政府之一种宣传，固有效矣。若遂认此为中国历史真相，谓自秦以来，中国惟有专制黑暗，若谓“民无权，国无法”者已二千年之久，则显为不情不实之谈。民国以来，所谓民选代议之新制度，终以不切国情，一时未能切实推行。而历古相传“考试”与“铨选”之制度，为维持政府纪纲之两大骨干者，乃亦随专制黑暗之恶名而俱灭。于是一切官场之**混*，胥乘而起，至今为厉。此不明国史真相，妄肆破坏，轻言改革所应食之恶果也。

中国政制所由表达之方式与机构，既与近代欧人所演出者不同。故欲争取民权，而保育长养之，亦复自有道。何者？彼我立国规模既别，演进渊源又不同。甲族甲国之所宜，推之乙族乙国而见窒碍者，其例实夥。凡于中国而轻言民众革命，往往发动既难，收拾亦不易，所得不如其所期，而破坏远过于建设。所以国史常于和平中得进展，而于变*中见倒退者，此由中国立国规模所限，亦正我先民所贻政制，以求适合于我国情，而为今日吾人所应深切认识之一事。若复不明国史真相，妄肆破坏，轻言改革，则又必有其应食之恶果在矣。

顾颉刚： 钱宾四先生，在北大任历史讲席已越10年，学识淹博，议论宏通，极得学生欢迎。其著作亦均缜密谨严，蜚声学圃，实为今日国史界之**人，刚敬之重之。

林语堂： 钱先生学问精纯，思想疏通知远，文理密察，以细针密缕的功夫，作为平正笃实的文章。

唐君毅： 钱先生自幼以中国读书人之本色，独立苦学，外绝声华，内无假借，30年来，学问局面一步开展一步，而一直与中国甲午战败以来之时代忧患共终始。

牟宗三： 钱先生在北大，课讲得很精彩，学生们都很欢迎他。讲秦汉史以钱宾四先生为最好，研究秦汉史莫不以钱先生为宗师。

杨联升： 钱先生的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博大精深，并世无人能出其右。

严耕望： 近六十年来，中国史坛甚为兴盛，名家**辈出。论根底深厚，著作宏富，不只先生一人；但先生才气磅礴，识力深透，文笔劲悍，几无可伦比。

余英时： 钱先生是开放型的现代学人，承认史学的多元性；但同时又择善固执，坚持自己的路向。他毕生以抉发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主要精神及其现代意义为治学的宗主，生平著述之富及所涉方面之广，近世罕见其匹。

许倬云： 中国近百年来，国运与文化，都一蹶不振。然而，几千年的文化精神，终究孕育了几位为中国文化作后卫战的学术巨人，宾四先生是最后走的一位。

孙国栋： 钱先生从18岁起已开始致力于学术，以后研究、讲学、教育、著述兀兀80年未尝中断，这番毅力精神旷古所无。而学问成就规模之宏大，实朱子以后一人。

叶海烟： 当代中国史学大家钱穆一生以学术为志业，为历史研究与历史教育劳心尽瘁超过一甲子，其历时之久与影响之深，当代几无人能出其右。

黄仁宇： 钱穆先生可能是将中国写历史的传统承前接后带到现代的首屈一指的**。

刘梦溪： 文化史学的集大成者是钱宾四先生。治国史而以学术流变为基底，直承儒统，独立开辟，不倚傍前贤时俊，是钱学的特点。……“国学**”之名，章太炎之后，唯钱穆当之无愧。

方克立： 钱穆可以说是在史学领域高举现代新儒学旗帜，反对尽废故常的历史虚无主义，维护中国历史文化精神的**人。

霍韬晦： 在迷惘的时代，能够终生不渝地捍卫中国文化，并显示读书人的风骨，钱穆先生堪称楷模。

张自铭： 先生治学，戛戛独造，一无依傍，遂成极诣，而融贯中外，直凑单微，又迥非抱残守缺者可比。辛亥以还，时局屡有起伏，先生未尝一日废学辍教，以哗世取宠，毕秋帆所谓“学问观其会通，性行归于平正”，唯先生足以当之。

史华慈： 钱穆是中国极其优秀的学者，是我们时代最杰出的学者之一。他的学术兴趣主要在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

狄白瑞： 钱穆先生是研究中国思想一位罕见而成就卓越的史学家，他研究中国历史与思想的方法为观察这个蜩螗的时代提供了广泛的视野。钱先生是极少数能与当代流行的思潮相抗衡的杰出学人，过去许多年来，钱先生透过他的著作一直是我的老师，虽然其他学者也在这种方式下教导我，但钱先生在引导我研究中国思想上则是为时最早而且影响最深的一位。

马悦然： 钱穆在本世纪（20世纪）中国史学家之中是最具有中国情怀的一位。他对中国的光辉的过去怀有极大的敬意，同时也对中国的光辉的未来抱有极大的信心。在钱穆看来，只有做到以下两件事才能保证中国的未来，即中国人不但具有民族认同的胸襟，并且具有为之奋斗的意愿。

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引陈寅恪评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1934年5月16日，出席清华历史系研究

生姚薇元口试会。散后，偕陈寅恪至其家。寅恪言钱宾四（穆）《诸子系年》极精湛，时代全据《纪年》订《史记》之误，心得极多，至可佩服。” 。

《朱子新学案》是钱穆研究理学的重要著作。国际汉学批评家杨联升读《学案》后，赞叹不止，说钱穆治中国学术思想史，“博大精深，并世无能出其右者”。

钱穆对中国文化是一个有名的温情主义者，李敖质疑他是不是对中国的历史“太满意了”；历史学家不能感情用事。李敖更认为：“钱穆作为史学家，本已令人皱眉；但他不以为足，还要做经学家、理学家、甚至俨然当代朱子，这就更闹了大笑话。” 钱穆的《总统蒋公八秩华诞寿文》歌颂：“诚吾国历史人物中最具贞德之一人。禀贞德而蹈贞运，斯以见天心之所属，而吾国家民族此一时代贞下起元之大任，所以必由公胜之也。”李敖说：“知识份子**到这步田地，真太令人失望！回想钱穆当年给我写信，标榜‘学问’与‘德性’的关系；如今‘学问’竟不胜阻止‘德性’的沦落，我真忍不住为他悲哀！”

在胡适有生之年，钱穆未能当成**研究院院士。日后李敖认为这是不公道的，他说：“钱穆的理学怪说固不足论，但他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却更该先入选成院士。”

汪荣祖教授在《钱穆论清学史述评》一文以为：“钱穆论清学史的代表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不仅在形式上是传统的学案式的纲目体，而且内容也不*传统的义理，尤重宋儒朱熹。这部书基本上是由二十世纪的人，写十九世纪之书。钱氏写清学史，似设身其境，与先贤唱和或辩难；而不似异代学者，作旁观超越之论析。世人多知，钱宾四颇具民族主义意识，并见诸其史学；然其民族主义也未*传统的华夷之辨与汉文化意识，以及崇宋尊朱的基本心态。”

美国耶鲁大学校长在授予钱穆以人文学名誉博士学位时，称赞钱穆是一个古老文化的代表者和监护人，把东方和智慧带出了樊笼。

钱穆与怀海义庄

怀海义庄位于江苏无锡市新区鸿山镇七房桥村，是目前江南地区保存下来为数不多的传统民间慈善机构之一，占地面积约450平方米。“怀海义庄”起先是七房桥村族内长辈聚会的地方，后来改为义庄。乾隆在1739年下令嘉奖义庄，并颁布法令禁止转让宗族财产，义庄才得到保护与发展。其宗旨是“救灾周急、恤孤矜寡”。族内凡孤寡鳏独者均能领到义庄的钱粮，贫困学子都能在义庄的资助下上学。钱穆及其兄弟、钱伟长都是因家贫在义庄的资助下得以上学。 钱穆进怀海义庄时年12。

乘车路线

从无锡市区前往七房桥，乘712路公交车可直达“七房桥”站即到，站边即是“怀海义庄”。

712路公交车全程路线是：火车站-甘露停车场(上行)05:48-18:38

截至2011年5月16日，我去参访，钱煜先生介绍说，钱穆先生、钱伟长先生故居还在布置中，预计2011年10月份可以对外开放。

钱氏“怀海义庄”已经开放了三年，门票20元。开放时间是每天上午8点到下午4点，节假日照常开放。

钱穆唯一文学史首度出版

2016年3月，《中国文学史》：尘封60年 钱穆唯一文学史首度出版

书中保留了钱穆先生授课中最鲜活的口语表达，也留存了许多神来之笔。全书31章，从诗经一直讲至明清章回小说，贯穿中国古代文学的整体脉络。或许，并没有严谨到可用作教科书，但它有活泼的生命力、有效治学的方法、令人眼睛发亮的顿悟。

台北钱穆故居

钱穆故居离台北故宫很近，紧邻东吴大学，红漆大门上挂有素书楼”小木牌，此为钱穆手迹。院前的卧石上镌刻着“钱穆故居”几个大字 。1967年钱穆夫妇由香港迁居台北，由夫人胡美琦亲自设计屋舍的图样。蒋经国闻知此事，让阳明山管理局办理施工。次年，钱穆夫妇迁此，为纪念母亲，钱穆命名此楼为‘素书楼’，此源于他在无锡故居中的‘素书堂’。钱穆夫妇在此居住了23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