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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徐珂到了上海，与束亚东、路同同相交往，因他长于文笔，又熟悉官方文书，喜欢收集邸报，而《外交报》正需要这样的文人，于是，徐珂便加入了该报。担任了《外交报》的编辑。外交报的成员有，董理一人（即张元济）、撰述一人（即蔡元培）、编辑一人（即徐珂）、译西文报一人（温宗饶），均由创始股东分任。另设译东文报一人，司帐一人，校缮一人，杂役二人。股东情况是：张元济两股，蔡元培、杜亚泉合一股，温宗饶、商务印书馆各一股，赵从蕃、徐珂、沈幼珊股数不详（以上，据汪家熔先生提供的资料）。在张元济的收据上的签名人是赵从蕃、蔡元培和温宗饶；温宗饶的股单和收据上的签名人是赵从蕃、蔡元培和张元济，全年预算约为银洋五千五百元（再加开办费五十元。）《外交报》到1910年，共办了十年，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

后来徐珂随《外交报》一起成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职员。接着又当上了《东方杂志》的编辑。老商务的一位编辑，即大名鼎鼎的章锡琛回忆说：“《东方杂志》创刊于1904年，原是一种选报性质的刊物，剪集每月报章杂志上的记事、论文，分类刊登，供留心时事者查考。《宫门抄》和《奏折》占首要地位，其次才是时论，只偶尔发表几篇撰译的文字。

1909年前的编者名徐珂。因为编这种杂志完全是剪刀糨糊的工作，他一人在几个晚上业余时间就能完成，读者并不很多。”所以，后来徐珂在商务做过杂纂部长，他可说是地道的杂家。章锡琛的话虽然有点夸张，但说的也是事实。

到1911年，杜亚泉接任《东方杂志》主编，对刊物进行了改革，杂志有了很大的改变和发展。于是，徐珂接管了“杂纂部”。据当时在编译所的同仁介绍，“徐在编译所担任杂纂部部长，我进去时，他正全力在搞《清稗类钞》，同时在他**下编辑出版的有《上海指南》《日用须知》《醒世文柬指南》《通俗新尺牍》等等。这个部的主要工具是糨糊和剪刀，所有各种资料，均从报纸、杂志、政府公报等剪下或到处找人帮忙抄录在活页片上”（引自谢菊曾著《十里洋场的侧影》）。目的在于提供有关资料。

风趣

据老商务同人说，“徐仲可身材矮小，极度近视，看书写字必须戴着眼镜与实物（指书本）接触在一起，才能看见。但他为人非常风趣，清末他极力提倡妇女天足，即以u2018天苏阁u2019名其书斋，他喜填词，与宁乡程子大等互相唱和，作品时见于当时的《小说月报》。”“徐待人接物，和蔼可亲，对同事相当关心，每年春节照例在自己家中备办u2018春酒u2019，邀请本部同人欢聚，这是别的部从来没有过。”

勤写

徐珂没有一天不写作。有一回眼睛生病，他彷惶苦闷，竟然终日不知所措。极度近视，看书写字必须戴着眼镜与实物（即书本）接触在一起，才能看见。白天事忙，他用一个小本子提要式的记住要记录的事，等有空的时候再整理书写。每天临睡的时候，他都要准备一支铅笔，一个小本子，放在床头，偶然想起什么来的时候，就爬起来记下，哪怕是影响了睡眠，他也不管。他写下的东西虽不是按日记述，却每每十来天连起来整理一次。老朋友夏剑丞曾经说他有闻必录，是极为勤奋的人，可惜没有在前清时候的军机处供职，不然，记下的都会是很珍贵的军国大事。徐珂自己写作又一个说法：“君（夏剑丞）不尝云，清人少笔记乎？仆欲一学此耻耳。”见他一天到晚忙于纂述，曾是爱国女校教师、给蔡元培作过大媒、用笔记录过梁漱溟东西文化访谈的夫人何墨君，还有小妾李希都埋冤说：“难道真的是写不到死，不罢休吗？”孜孜�L�L，日夕握笔，是徐珂写作的真实形象。

待客

宋朝的陈郁在他的《藏一话腴》里说到姜夔的时候，留下了这样的名言：“白石道人姜尧章，气貌若不胜衣，而笔力足以扛百斛之鼎。家无立锥，而一饭未尝无食客。图书翰墨之藏，汗牛充栋。”徐珂曾经引用其中的“家无立锥，而一饭未尝无食客”来述说自己的家庭。徐珂的父祖两代都有好客家风，徐珂更是这样，一饭未尝无客，做了徐家座上的人，多为一时名流俊彦，可举者有张元济、蔡元培、康有为、胡适、梁启超、况周颐、潘仕成、王晋卿、王辑塘、冒鹤亭等人。

徐珂是杭州人，清末的杭州风俗，是客人到了，即便是吃饭的时候，家里也不留人，徐家的家风刚好与此相反。他为人非常风趣，喜填词，与宁乡程子大等互相唱和，作品时见于当时的《小说月报》。徐珂待人接物，和蔼可亲，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职、主持《东方杂志》杂纂部时，对同事相当关心，每年春节照例在自己家中备办“春酒”，邀请本部同人欢聚，同仁们说“这是别的部从来没有过的”。

《清稗类钞》是他留给后人的一部前人笔记集。“全书48册。分时令、地理、外交、风俗、工艺、文学等92类，约一万三千五百余条。录自数百种清人笔记，并参考报章记载而成。范围广泛，检查便利，但选录颇为芜杂。”（参见《辞海》）80年代，此书还重印过，可见还有众多读者。另编有《清朝野史大观》《天苏阁丛刊》《康居笔记汇函》等掌故笔记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