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场悟道简介简历(个人资料介绍)

龙场悟道是指明朝正德元年(1506年),王阳明因反对宦官刘瑾,被贬至贵州龙场(贵阳西北七十里,修文县治)当驿丞。他在龙场这既安静又困难的环境里,结合历年来的遭遇,日夜反省,终于认识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龙场悟道在居于正统地位的朱子学之外,开启了声势颇为浩大的阳明**流。

,**概述

  王阳明于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因反对宦官 刘瑾,被廷杖四十,谪贬至贵州龙场(贵阳西北七十里,修文县治)当驿丞。他来到中国西南山区,龙场万山丛薄,苗、僚杂居,使他对《大学》的中心思想有了新的领悟,王守仁认为心是万事万物的根本,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心的产物(心即理)。认识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史称 龙场悟道。在龙场这既安静又困难的环境里,王阳明结合历年来的遭遇,日夜反省。一天半夜里,他忽然有了顿悟,这就是著名的“龙场悟道”。 他在这段时期写了“训龙场诸生”。其众多**对于他的“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理论迷惑不解,向他请教说:南山里的花树自开自落,与我心有何关系?他回答说:“尔未看此花时,此花与尔心同归于寂。尔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尔的心外。”

  他自己于7年后对这次略带传奇色彩的悟道叙述说:守仁早岁业举,溺志词章之习,既乃稍知从事正学,而苦于众说之纷扰疲�},茫无可入,因求诸老、释,欣然有会于心,以为圣人之学在此矣!然于孔子之教,间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缺漏无归;依违往返,且信且疑。其后谪官龙场,居夷处困,动心忍性之余,恍若有悟,体验探求,再更寒暑,证诸五经、四子,沛然若决江河而放诸海也。然后叹圣人之道坦如大路。

人物概述

  王守仁明宪宗成化年间,生于浙江余姚。父王华,王华在明朝成化十七年辛丑(1481)中了状元,王守仁就随父移居北平(北京)。

  《明史》载, 王守仁出生时取名为王云,但五岁不能说话,告诉他人,改名为王守仁,他才说话。王华对儿子家教极严,王守仁少年时学文习武,十分刻苦,但非常喜欢下棋,往往为此耽误功课。其父虽屡次责备,总不稍改,一气之下,就把象棋投落河中。王守仁心受震动,顿时感悟,当即写了一首诗寄托自己的志向:

  象棋终日乐悠悠,苦被严亲一旦丢。

  兵卒坠河皆不救,将军溺水一齐休。

  马行千里随波去,象入三川逐浪游。

  炮响一声天地震,忽然惊起卧龙愁。

  他以诸葛亮自喻,决心要作一番事业。此后刻苦学习,学业大进。骑、射、兵法,日趋精通。明弘治十二年(1499)考取进士,授兵部主事。当时,朝廷上下都知道他是博学之士,但提督军务的太监张忠认为王守仁以文士授兵部主事,便蔑视守仁。一次竟强令守仁当众射箭,想以此出丑。不料守仁提起弯弓,刷刷刷三箭,三发三中,全军欢呼,令张忠十分尴尬。 王守仁做了三年兵部主事,因反对宦官刘瑾,于明正德元年(1506)被廷杖四十,谪贬贵州龙场(修文县治)驿丞。刘瑾被诛后,任庐陵县知事,累进南太仆寺少卿。其时,王琼任兵部尚书,以为守仁有不世之才,荐举朝廷。正德十一年(1516)擢右佥都御史,继任南赣巡抚。他上马治军,下马治民,文官掌兵符,集文武谋略于一身,作事智敏,用兵神速。以镇压农民起义和平定“宸濠之*”拜南京兵部尚书,封“新建伯”。后因功高遭忌,辞官回乡讲学,在绍兴、余姚一带创建书院,宣讲“王学”。嘉靖六年(1527)复被派总督两广军事,后因肺病加疾,上疏乞归,病逝于江西南安舟中。谥文成。

理论概述

  明武宗正德三年(1508),心学集大成者王守仁在贵阳文明书院讲学,首次提出知行合一说。所谓 “知行合一”,不是一般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主要指人的道德意识和思想意念。“行”,主要指人的道德践履和实际行动。因此,知行关系,也就是指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践履的关系,也包括一些思想意念和实际行动的关系。王守仁的“知行合一”思想包括以下两层意思。

  1、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王守仁认为知行是一回事,不能分为“两截”。“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从道德教育上看,王守仁极力反对道德教育上的知行*节及“知而不行”,突出地把一切道德归之于个体的自觉行动,这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从道德教育上看,道德意识离不开道德行为,道德行为也离不开道德意识。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知必然要表现为行,不行不能算真知。道德认识和道德意识必然表现为道德行为,如果不去行动,不能算是真知。王守仁认为:良知,无不行,而自觉的行,也就是知。这无疑是有其深刻之处的。

  2、以知为行,知决定行。王守仁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意思是说,道德是人行为的指导思想,按照道德的要求去行动是达到"良知"的工夫。在道德指导下产生的意念活动是行为的开始,符合道德规范要求的行为是 “良知”的完成。

历史意义

  后来的历史表明,王阳明的龙场悟道,在居于正统地位的朱子学之外,开启了声势颇为浩大的阳明**流。关于这种学说的兴盛与衰败,古今中外的学者已经贡献出来的著作堪称汗牛充栋,这里不再赘述。在本文的结尾处,只想就500年前的龙场悟道与当代的关联,作出两点简要的申说。

  其一,人类秩序的起点和依据在哪里?朱子学和阳明学的回答,都是天理。但是,朱子学的天理,要通过格物才能寻得;而阳明学的天理,就在人心。通过“致良知”这一“不二法门”,通过直指人心的“良知”开导,就可以“安天下之民”、“成天下之治”。换言之,治平天下、维护良善秩序的根本方法,应当求助于康德所谓的“道德律”;甚至只有这样的道德律令,才能安顿人心、人身与人世,才能最终满足人类社会对于公序良俗的内在需要。

  其二,知识分子的使命与道路是什么?朱子学与阳明学的回答,都是以天下为己任。但朱子学提供的技术路径,是向上看,是面向君主,是“得君行道”;而阳明学提供的技术路径,则是向下看,是面向民众,是“觉民行道”―――这就是王阳明历经艰辛之后找到的一条新路,它起源于1508年的龙场悟道,朱元璋的“廷杖”、刘瑾的“去衣行杖”都曾以反作用力的方式,催生了这条崭新的,既立己也立人的思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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