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方辉(1853～1916)，号羲晋，平南县武林镇人。他的祖辈以捕捞鱼苗为业，兼从事种桑养蚕，朱方辉的父亲朱效昌，早年家境异常贫困，就靠“打渔花工” (本地人指受别人雇用做捕捞和养殖鱼苗这种工为“打渔花工”)养活一家6口，故无能力适时送其上学。到10岁时才开始上私塾从师李紫庭(武林上湾村，即现在新贤村)就读。他聪敏、好学，只四五年间，便读完了科举时代初级士子必读的“四书”、“五经”；并学习了声律和诗赋等知识。他对诗歌尤其爱好。15岁被录取为“县学生员”，即所谓秀才。 朱方辉18岁时，得亲友帮助，赴广东海南就读于朱次琦的学馆。朱次琦，号子襄，是广东一代著名学者。因他曾在家乡九江开馆讲学，故学术界尊称他为“朱九江先生”。朱方辉经几次课业考试，他的成绩均是名列前茅，而甚得老师钟爱。和简竹居(后为广东才子之一)二人同是朱子襄门下的佼佼者。简竹居以文章见长，他则以诗词见称。 1873年，他听从朱子襄的建议，回省参加同治癸酉科省试，考中亚元。之后，复去跟朱子襄求深造，在九江又度过了两年多，然后回乡教书度日。1880年才赴北京参加光绪庚辰科会试，中式进士。发榜后即被派任“刑部主事”，当了大约一年时间的“京官”。朱方辉生性耿介，他明知自己“性拙难谐俗”，“与时不相入”，因而辞官告假回籍，再次过他的教馆生涯。 从1881年起，他先后在本乡附近、苍梧县长洲和藤县太平等地主讲学馆，断断续续约20年。他教学的态度严肃认真，凡所授课都先写注解，不厌其详地旁征博引。对学生要求也很严格，尤其注重品德的培养。他的教学方针为：“精研经学，博通史学，经以明理，史以证事，得位救世以事，不得位救世以言。”他不仅言教，而且注意身教表率学生。因此，颇受学生尊重，都称他“武林先生”。 朱方辉辞官归乡任教，悉心传道授业，而甘自食贫。他的居家房屋简陋，家徒四壁，却处之泰然，外出时行装非常简单，除必需的被服、书籍文具外，没有多余的东西。他在新圩教馆时，有一次小偷乘夜从屋顶穿洞入室行窃，却没有什么值钱的衣物可拿。夜偷儿都有个惯例：既摸了进来，就不能空手出去。故只好在他床前摸了一只半旧布鞋便仓皇从屋顶逃出。 朱方辉惊醒下床穿鞋，发现只剩一只，不觉自言自语地说：“拿了我一只鞋，叫我明天光着一只脚，怎好给学生讲课。”话音未落，小偷竟把鞋抛回室内而去。 朱方辉生活虽很艰苦，但清汤淡饭，怡然自得。他在大坡任教时，经常以菜干送饭。厨丁嘲笑他为“菜干先生”，他即作解嘲诗一首以示厨丁，云：“淡食如何气益充? 养生不在俭和丰，世间自有真滋味，早夜书香贯腹中。”有一次，他的一个同窗挚友来访，他看看没有什么好招待的，便以扁葱(韭菜)煮面条来款客。进食时，他看到同窗似有难色，便即席引诗一首云：“葱汤麦饭两相宜，葱补丹田麦补脾。麦饭葱汤不为薄，前村还有未炊时。”吟罢，同窗颔首称是，谈笑甚欢。朱方辉出身贫寒，且较长时间生活在社会低层，所以颇能体察民间疾苦。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平南在大旱之后，复遭特大水灾。朱方辉和县内一些人联名请求政府赈济。他自拟呈文，将实情禀达台阶，乞通详上宪，设法赈济。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朱方辉在清政府的委派并再三敦促下，只得暂舍学馆，再登仕途，就任贵州下江厅通判。他到任后，办事公道，廉洁奉公，不仅严于律己，而且对属员要求也很严格，经常突然逐个检查有无-受贿情事，所以很得人心。 下江厅地处边鄙，是苗、瑶聚居的地方，生产落后，生活贫苦。他便从家乡带去蚕种、桑种和棉、麻种子，发动随去人员，连他母亲也在内，向当地群众传授种桑养蚕、种棉种麻、缫丝纺纱等方法，使这个少数民族地区衣料来源困难问题有所改善。他在职三年，为群众办了不少事，对发展边疆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后辞职离任时，家家户户在门前摆放清水明镜送别，并集体缝制华盖一顶，写上众人名字，赞名为“万民伞”以作纪念。还举行隆重送行仪式，这在当地是前所未有的。 朱方辉辞职回省，不久就聘为桂林优级师范学堂教席。辛亥革命后在桂平当过约一年的浔州学堂学监，回来在武林兴办一间女子学校，借用下湾村镇安坊作校舍，聘请藤县双底林朱月辉(女) 为教师，招收本村及邻村女童入学，学生42人，每人每学期仅收学费7.5毫，因为学费便宜，村中较穷困人家都乐意送女儿入学，开始改变了重男轻女的观念。尔后，学校的一切工作正常了，他又复到桂林任县知事。民国3年(1914年) ，他从桂林卸职回乡时，已年近60。为了发展家乡蚕丝生产事业，他不顾自己年老体弱，筹办了“武林蚕业学堂”，拓地建校，校址在今武林粮所所在地。前为教室，后为桑园，随即招生开学(学生约50人)，以理论与实践并重为教学方针，采用新法种桑养蚕，聘请能手辅导学生实习，他自己任理论教员，开创了新法养蚕的先例，对促进武林一带的蚕业生产起了一定的作用。 朱方辉虽进士出身，但宦情淡漠，诗酒兴浓。他不论在任职、教馆或家居时都少不了杯中物，“闲斟一壶酒”后诗兴就来。他足迹所到之处，多有吟咏。尤其到了晚年，在诗律方面探讨得相当深透。他在答复友人讨论著诗问题的信中，提出了他对写诗学诗的卓越见解。 尤其对诗文“清、奇、浓、淡”有精辟的阐述。他一生写了许多诗，留有稿的也不下四五百首，曾编成《隐拙园诗稿》一集。但几经变*，原稿已全毁，仅存部分抄本。 1916年，朱方辉在家病逝，终年63岁。
同年(公元1853年)出生的名人： 石鸿韶 (1853～1923) 广西自治区来宾象州 宾光椿 (1853～1904) 广西自治区玉林博白 祁永膺 (1853～1905) 广西自治区玉林博白 郭承立 (1853～1936) 广西自治区梧州藤县 伊希丹金旺吉拉 (1853～1906) 蒙古族 内蒙古自治区 + 更多公元1853年出生的名人》 同年(公元1916年)去世的名人： 黄庸溥 (1872～1916) 广西自治区玉林容县 巴布扎布 (1875～1916) 蒙古族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土默特左旗 李绍广 (1884～1916)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县 黄荣 (1882～1916) 湖南省岳阳市华容县 张祖汉 (1876～1916) 湖南省岳阳市湘阴 赵中鹄 (1856～1916) 辽宁省鞍山海城市 + 更多公元1916年去世的名人》朱方辉简介简历(个人资料介绍)
朱方辉(1853～1916)，号羲晋，平南县武林镇人。他的祖辈以捕捞鱼苗为业，兼从事种桑养蚕，朱方辉的父亲朱效昌，早年家境异常贫困，就靠“打渔花工” (本地人指受别人雇用做捕捞和养殖鱼苗这种工为“打渔花工”)养活一家6口，故无能力适时送其上学。到10岁时才开始上私塾从师李紫庭(武林上湾村，即现在新贤村)就读。他聪敏、好学，只四五年间，便读完了科举时代初级士子必读的“四书”、“五经”；并学习了声律和诗赋等知识。他对诗歌尤其爱好。15岁被录取为“县学生员”，即所谓秀才。 朱方辉18岁时，得亲友帮助，赴广东海南就读于朱次琦的学馆。朱次琦，号子襄，是广东一代著名学者。因他曾在家乡九江开馆讲学，故学术界尊称他为“朱九江先生”。朱方辉经几次课业考试，他的成绩均是名列前茅，而甚得老师钟爱。和简竹居(后为广东才子之一)二人同是朱子襄门下的佼佼者。简竹居以文章见长，他则以诗词见称。 1873年，他听从朱子襄的建议，回省参加同治癸酉科省试，考中亚元。之后，复去跟朱子襄求深造，在九江又度过了两年多，然后回乡教书度日。1880年才赴北京参加光绪庚辰科会试，中式进士。发榜后即被派任“刑部主事”，当了大约一年时间的“京官”。朱方辉生性耿介，他明知自己“性拙难谐俗”，“与时不相入”，因而辞官告假回籍，再次过他的教馆生涯。 从1881年起，他先后在本乡附近、苍梧县长洲和藤县太平等地主讲学馆，断断续续约20年。他教学的态度严肃认真，凡所授课都先写注解，不厌其详地旁征博引。对学生要求也很严格，尤其注重品德的培养。他的教学方针为：“精研经学，博通史学，经以明理，史以证事，得位救世以事，不得位救世以言。”他不仅言教，而且注意身教表率学生。因此，颇受学生尊重，都称他“武林先生”。 朱方辉辞官归乡任教，悉心传道授业，而甘自食贫。他的居家房屋简陋，家徒四壁，却处之泰然，外出时行装非常简单，除必需的被服、书籍文具外，没有多余的东西。他在新圩教馆时，有一次小偷乘夜从屋顶穿洞入室行窃，却没有什么值钱的衣物可拿。夜偷儿都有个惯例：既摸了进来，就不能空手出去。故只好在他床前摸了一只半旧布鞋便仓皇从屋顶逃出。 朱方辉惊醒下床穿鞋，发现只剩一只，不觉自言自语地说：“拿了我一只鞋，叫我明天光着一只脚，怎好给学生讲课。”话音未落，小偷竟把鞋抛回室内而去。 朱方辉生活虽很艰苦，但清汤淡饭，怡然自得。他在大坡任教时，经常以菜干送饭。厨丁嘲笑他为“菜干先生”，他即作解嘲诗一首以示厨丁，云：“淡食如何气益充? 养生不在俭和丰，世间自有真滋味，早夜书香贯腹中。”有一次，他的一个同窗挚友来访，他看看没有什么好招待的，便以扁葱(韭菜)煮面条来款客。进食时，他看到同窗似有难色，便即席引诗一首云：“葱汤麦饭两相宜，葱补丹田麦补脾。麦饭葱汤不为薄，前村还有未炊时。”吟罢，同窗颔首称是，谈笑甚欢。朱方辉出身贫寒，且较长时间生活在社会低层，所以颇能体察民间疾苦。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平南在大旱之后，复遭特大水灾。朱方辉和县内一些人联名请求政府赈济。他自拟呈文，将实情禀达台阶，乞通详上宪，设法赈济。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朱方辉在清政府的委派并再三敦促下，只得暂舍学馆，再登仕途，就任贵州下江厅通判。他到任后，办事公道，廉洁奉公，不仅严于律己，而且对属员要求也很严格，经常突然逐个检查有无-受贿情事，所以很得人心。 下江厅地处边鄙，是苗、瑶聚居的地方，生产落后，生活贫苦。他便从家乡带去蚕种、桑种和棉、麻种子，发动随去人员，连他母亲也在内，向当地群众传授种桑养蚕、种棉种麻、缫丝纺纱等方法，使这个少数民族地区衣料来源困难问题有所改善。他在职三年，为群众办了不少事，对发展边疆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后辞职离任时，家家户户在门前摆放清水明镜送别，并集体缝制华盖一顶，写上众人名字，赞名为“万民伞”以作纪念。还举行隆重送行仪式，这在当地是前所未有的。 朱方辉辞职回省，不久就聘为桂林优级师范学堂教席。辛亥革命后在桂平当过约一年的浔州学堂学监，回来在武林兴办一间女子学校，借用下湾村镇安坊作校舍，聘请藤县双底林朱月辉(女) 为教师，招收本村及邻村女童入学，学生42人，每人每学期仅收学费7.5毫，因为学费便宜，村中较穷困人家都乐意送女儿入学，开始改变了重男轻女的观念。尔后，学校的一切工作正常了，他又复到桂林任县知事。民国3年(1914年) ，他从桂林卸职回乡时，已年近60。为了发展家乡蚕丝生产事业，他不顾自己年老体弱，筹办了“武林蚕业学堂”，拓地建校，校址在今武林粮所所在地。前为教室，后为桑园，随即招生开学(学生约50人)，以理论与实践并重为教学方针，采用新法种桑养蚕，聘请能手辅导学生实习，他自己任理论教员，开创了新法养蚕的先例，对促进武林一带的蚕业生产起了一定的作用。 朱方辉虽进士出身，但宦情淡漠，诗酒兴浓。他不论在任职、教馆或家居时都少不了杯中物，“闲斟一壶酒”后诗兴就来。他足迹所到之处，多有吟咏。尤其到了晚年，在诗律方面探讨得相当深透。他在答复友人讨论著诗问题的信中，提出了他对写诗学诗的卓越见解。 尤其对诗文“清、奇、浓、淡”有精辟的阐述。他一生写了许多诗，留有稿的也不下四五百首，曾编成《隐拙园诗稿》一集。但几经变*，原稿已全毁，仅存部分抄本。 1916年，朱方辉在家病逝，终年6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