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越是南陵县清代康熙时的学者，字季超，一字师退，号大农山人。举人出身。他一生勤于治学，著述较多，据民国版《南陵县志》及《中国人名大辞典》记载：有《读史记十表》、《毛诗集略》、《绿影草堂集》、《唐诗十哲分编》、《二楼小志》等。此外，他还整编过盛于斯的诗文，为其《休庵影语》撰写了跋文。 汪越家境贫寒，身体孱弱多病，但笃志于学，潜心攻读经史及诸子百家。他不但精通史学，在经学、文学上造诣也都很深。他评选古文，能“钩元提要”、“多前人所未发者”。他自己写的诗文，充分显示出他淡泊宁静的胸怀和渊博的学识，当时，许多读书人都争着学习和仿效。汪越毕生治学，垂老犹孜孜不懈，除了著书立说，还谆谆教诲好学的青年，为他们答疑解惑。因此，他在郡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 凭着汪越的学识和盛名，他若想谋取一官半职，当是易事，但他对功名利禄却颇不经意。尽管郡县的达官贵人都对他十分恭敬，“折节加礼”，他却“茹苦自甘”、“不妄干谒”。另一方面，他却在康熙辛丑年间，慨然**编修《南陵县志》。可惜，志未修成，而这位热爱乡梓的学者却因心力交瘁，竟与家乡的父老永诀了。当其时，县令亲自办理他的丧事，太守黄某也亲往吊唁。 作为有清一代康乾盛世的有名望的学者，汪越以其《读史记十表》十卷最为学者所推崇，这本书已载入《四库全书提要》。《提要》的编者认为：本书“考核颇为精密，于读史者尚属有裨”。 司马迁的《史记》一书，开纪传体史书之先河，在文学史、史学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鲁迅先生曾誉为“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史记》分“纪”、“传”、“世家”，“书”、“表”五类体裁。“本记”、“世家”、“列传”是写人物的，“书”是各专门学科的发展史，“表”计有“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等十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经纬，也是太史公作书“精意所存”。历来研究、注解《史记》的学者很多，但由于种种原因，对“表”却缺乏应有的重视和探讨。有鉴于此，汪越决心填补这一史学空白。他广采博搜了以往学者们的大量治史资料，折衷是非，公允评断，既不吹索瑕疵，也不曲说苟同；在此基础上，对十表认真考核、校注，“订讹砭漏”、“一一为之疏剔”，其间一笔一削，“务以春秋书法求之”，从而精妙地阐发了《史记》百三十篇之大义微旨。尽管人们称赞汪越对表文的考订“该贯精莹”，但他犹虚怀若谷，不自执所有，广泛地征求友人的意见。繁昌人徐克范亦有志于史学，对他的论文细加推勘，以平日所得加以补订。 书成之日，我国著名的学者梅文鼎曾为之作序。梅文鼎当时正卧病山中，看到此书，竟兴奋得霍然而起。他在序文中热烈赞扬汪越学说精湛、“好学深思”，认为汪子的治学之道可“于兹见一斑”。 汪越，不愧为我南陵近古时期一颗闪亮的文星。他狷介不俗的品格，严谨精细的治学精神，以及他卓然超人的才学，将垂范于世，照耀后人。
汪越简介简历(个人资料介绍)
汪越是南陵县清代康熙时的学者，字季超，一字师退，号大农山人。举人出身。他一生勤于治学，著述较多，据民国版《南陵县志》及《中国人名大辞典》记载：有《读史记十表》、《毛诗集略》、《绿影草堂集》、《唐诗十哲分编》、《二楼小志》等。此外，他还整编过盛于斯的诗文，为其《休庵影语》撰写了跋文。 汪越家境贫寒，身体孱弱多病，但笃志于学，潜心攻读经史及诸子百家。他不但精通史学，在经学、文学上造诣也都很深。他评选古文，能“钩元提要”、“多前人所未发者”。他自己写的诗文，充分显示出他淡泊宁静的胸怀和渊博的学识，当时，许多读书人都争着学习和仿效。汪越毕生治学，垂老犹孜孜不懈，除了著书立说，还谆谆教诲好学的青年，为他们答疑解惑。因此，他在郡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 凭着汪越的学识和盛名，他若想谋取一官半职，当是易事，但他对功名利禄却颇不经意。尽管郡县的达官贵人都对他十分恭敬，“折节加礼”，他却“茹苦自甘”、“不妄干谒”。另一方面，他却在康熙辛丑年间，慨然**编修《南陵县志》。可惜，志未修成，而这位热爱乡梓的学者却因心力交瘁，竟与家乡的父老永诀了。当其时，县令亲自办理他的丧事，太守黄某也亲往吊唁。 作为有清一代康乾盛世的有名望的学者，汪越以其《读史记十表》十卷最为学者所推崇，这本书已载入《四库全书提要》。《提要》的编者认为：本书“考核颇为精密，于读史者尚属有裨”。 司马迁的《史记》一书，开纪传体史书之先河，在文学史、史学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鲁迅先生曾誉为“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史记》分“纪”、“传”、“世家”，“书”、“表”五类体裁。“本记”、“世家”、“列传”是写人物的，“书”是各专门学科的发展史，“表”计有“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等十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经纬，也是太史公作书“精意所存”。历来研究、注解《史记》的学者很多，但由于种种原因，对“表”却缺乏应有的重视和探讨。有鉴于此，汪越决心填补这一史学空白。他广采博搜了以往学者们的大量治史资料，折衷是非，公允评断，既不吹索瑕疵，也不曲说苟同；在此基础上，对十表认真考核、校注，“订讹砭漏”、“一一为之疏剔”，其间一笔一削，“务以春秋书法求之”，从而精妙地阐发了《史记》百三十篇之大义微旨。尽管人们称赞汪越对表文的考订“该贯精莹”，但他犹虚怀若谷，不自执所有，广泛地征求友人的意见。繁昌人徐克范亦有志于史学，对他的论文细加推勘，以平日所得加以补订。 书成之日，我国著名的学者梅文鼎曾为之作序。梅文鼎当时正卧病山中，看到此书，竟兴奋得霍然而起。他在序文中热烈赞扬汪越学说精湛、“好学深思”，认为汪子的治学之道可“于兹见一斑”。 汪越，不愧为我南陵近古时期一颗闪亮的文星。他狷介不俗的品格，严谨精细的治学精神，以及他卓然超人的才学，将垂范于世，照耀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