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鼎昌（1884－1950），字达铨，笔名前溪，原籍浙江吴兴（今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1884年生于四川华阳县。清末秀才出，曾任民国后《大公报》总办，中交两行首脑，著名实业家。1938年至1945年任贵州省**兼滇黔绥靖公署副主任。 吴鼎昌出生官宦家庭，早年就读于成都尊经书院， 1903年4月获四川官费留学日本，入东京高等商业学校，其间，加入中国同盟会。 1910年回国，执教于北京法政学堂。后任中日合办本溪湖铁矿局总办、江西大清银行总办。 1912年以后，历任中国银行正监督、袁世凯造币厂监督、中国银行总裁、天津金城银行董事长、盐业银行总经理、内政部次长兼天津造币厂厂长。 此外，吴鼎昌还以自己或其妻吴适云的名义，直接兴办或参股民营企业，如周学熙在天津、卫辉等地设立的华新纱厂等。 吴鼎昌在做北洋政府财政次长时，适逢上海焚毁**大舞弊案，财政部受贿八十万元。 曹汝霖兼任财政总长，部务由吴处理，这笔贿款，曹未分润，由吴独得。此事由章士钊所说。 1922年1月，任盐业、金城、中南、大 行储蓄会主任，成为金融集团的首脑。 1926年盘购天津《大公报》，自任社长，并兼《国闻周报》社及国闻通讯社社长，又组织《大公报》新记公司。他将《大公报》办成中国**流的报纸。 1926年7月至1937年，先后任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总委员会委员、全国钢铁厂监察委员会主任委员、农本局理事长、中国国货联合营业公司董事长、国民政府实业部部长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四部部长等职。 1937年11月至1944年12月，任贵州省政府**、滇黔绥靖公署副主任、贵州全省保安司令。主黔期间，主张“省政的关键在于县政”，大批任用贤能，重视民生，发展教育，对贵州的建设功勋卓著。 1945年1月离黔，先后任国民政府文官长兼*****设计局秘书长、-秘书长等。在吴鼎昌任秘书长期间，正值日本投降，吴向蒋介石建议，请毛泽东到重庆来，而且三封电报也是吴起草的。解放战争后期，蒋介石**摇摇欲坠，吴鼎昌见势不妙，于一九四八年年底在《大公报》上登出启事，声明辞去《大公报》新记的董事，淮海战役结束后，他料理了自己的财产，把应该转移的外汇都寄往到国外， 1949年1月去职，赴香港做寓公。1950年8月病逝。著有《赣宁战*之原因》、《中国经济政策》、《花溪闲笔》等。为贵州省政府编印的《黔政五年》题写书名。 吴鼎昌主持黔政期间，正值八年抗战，而贵州是抗战后方。在这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吴鼎昌提出开发贵州、支援大西南的口号。首先将***官僚资本引入贵州，组织贵州企业公司及农工商调整委员会，继而在贵州建立起各种地方官僚资本企业，包括化工、煤矿、商业等各种行业约20家，投资金额数亿元。从而使素有“人无三分银”的贵州成为商贾云集、经济流通的后方基地，有力地促进了贵州生产力的发展。吴鼎昌还注重发展教育，创办贵州大学、贵阳医学院及贵阳师范学院使贵州教育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吴鼎昌有句名言：“**资本有三个法宝：一是银行；二是报纸；三是学校，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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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鼎昌（1884－1950），字达铨，笔名前溪，原籍浙江吴兴（今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1884年生于四川华阳县。清末秀才出，曾任民国后《大公报》总办，中交两行首脑，著名实业家。1938年至1945年任贵州省**兼滇黔绥靖公署副主任。 吴鼎昌出生官宦家庭，早年就读于成都尊经书院， 1903年4月获四川官费留学日本，入东京高等商业学校，其间，加入中国同盟会。 1910年回国，执教于北京法政学堂。后任中日合办本溪湖铁矿局总办、江西大清银行总办。 1912年以后，历任中国银行正监督、袁世凯造币厂监督、中国银行总裁、天津金城银行董事长、盐业银行总经理、内政部次长兼天津造币厂厂长。 此外，吴鼎昌还以自己或其妻吴适云的名义，直接兴办或参股民营企业，如周学熙在天津、卫辉等地设立的华新纱厂等。 吴鼎昌在做北洋政府财政次长时，适逢上海焚毁**大舞弊案，财政部受贿八十万元。 曹汝霖兼任财政总长，部务由吴处理，这笔贿款，曹未分润，由吴独得。此事由章士钊所说。 1922年1月，任盐业、金城、中南、大 行储蓄会主任，成为金融集团的首脑。 1926年盘购天津《大公报》，自任社长，并兼《国闻周报》社及国闻通讯社社长，又组织《大公报》新记公司。他将《大公报》办成中国**流的报纸。 1926年7月至1937年，先后任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总委员会委员、全国钢铁厂监察委员会主任委员、农本局理事长、中国国货联合营业公司董事长、国民政府实业部部长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四部部长等职。 1937年11月至1944年12月，任贵州省政府**、滇黔绥靖公署副主任、贵州全省保安司令。主黔期间，主张“省政的关键在于县政”，大批任用贤能，重视民生，发展教育，对贵州的建设功勋卓著。 1945年1月离黔，先后任国民政府文官长兼*****设计局秘书长、-秘书长等。在吴鼎昌任秘书长期间，正值日本投降，吴向蒋介石建议，请毛泽东到重庆来，而且三封电报也是吴起草的。解放战争后期，蒋介石**摇摇欲坠，吴鼎昌见势不妙，于一九四八年年底在《大公报》上登出启事，声明辞去《大公报》新记的董事，淮海战役结束后，他料理了自己的财产，把应该转移的外汇都寄往到国外， 1949年1月去职，赴香港做寓公。1950年8月病逝。著有《赣宁战*之原因》、《中国经济政策》、《花溪闲笔》等。为贵州省政府编印的《黔政五年》题写书名。 吴鼎昌主持黔政期间，正值八年抗战，而贵州是抗战后方。在这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吴鼎昌提出开发贵州、支援大西南的口号。首先将***官僚资本引入贵州，组织贵州企业公司及农工商调整委员会，继而在贵州建立起各种地方官僚资本企业，包括化工、煤矿、商业等各种行业约20家，投资金额数亿元。从而使素有“人无三分银”的贵州成为商贾云集、经济流通的后方基地，有力地促进了贵州生产力的发展。吴鼎昌还注重发展教育，创办贵州大学、贵阳医学院及贵阳师范学院使贵州教育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吴鼎昌有句名言：“**资本有三个法宝：一是银行；二是报纸；三是学校，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