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的内容（戊戌变法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康的这些政策设计，最不成功者多为外部事务：发行纸币、大借洋款，可谓失计；“以教制教”，联英联日，可谓大误；至“借才”“合邦”，则达于荒谬。关于科举、学校，本是他们专长，清廷予以采纳，关于设立**经济部门、专利法等项，清廷交给了职业官僚，至于财政与外交的建言，清廷全无采纳。
梁启超任《时务报》主笔时期的《变法通议》，所阐述的**思想和政策设计，来源于康，并在科举、教育等内容上有所细化，但仍未*“书生议政”的一般弱点，“号召性强，可行性差”。
书生议政，不着边际，是传统中国读书人的通病。中国的知识传统造就了康、梁这样的自以为能定策天下的英雄型人格的知识分子，这些文化英雄有着奇异的思想，还自以为有着非凡的决策能力，而那个时代的**体制，尚未发展出完备的研究型的决策机制，让他们以新学家、时务家的身份来指导这场运动，已是勉为其难。英雄多歧路，大道难施行。
**夭折了变法，但即便没有慈禧太后在八月初六日发动**，以康派微弱的**力量，以康难以落地的政改方案，他们似乎也不可能走得很远。
戊戌**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在《南海康先生传》中反思道，“康南海果如何之人物乎？吾以为谓之**家，不如谓之教育家；谓之实行者，不如谓之理想者。”说的就是现实与理想之间巨大的落差。
康有为、梁启超
书生：思想的底色
一直以来，都是把康梁发动的戊戌变法看作一个**史**，很少去探究这一**背后的思想动因。《戊戌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的思想》开篇，提出了一个思想史的命题：在当时“中学”“西学”的语境下，康梁的思想底色以何为主？他们“西学”内容究竟为何？再者，从康基本中式的学术思想到部分西式的**思想，再到看起来非常西式的政策设计，如此“迂回返转”的思想流变，该如何理解并解释？这一从**史向着思想史的转身，茅海建自称是“*鞋趟水过河”。
种种迹象表明，康不是一个仅仅满足于书斋的学者，他还是一个有意于政坛的剑客。**用心一直包裹在他的学术外衣下。他们原本设定的道路是“创制立教”，康梁的政策由保中国而不保大清，一转而为假君权以雷厉风行，是因为他们走近了当时中国的权力中心。康的早期著作《康子内外篇》中，已可以看出他非常重视君主的权力。黄彰健先生有一个发现，康、梁原本要行革命,1897年秋康、梁在上海相约,由梁到湖南宣传革命,康到北京见机行事,后来康有了机会接近光绪, 他便要利用皇帝的独尊，以开塞之术行变法，茅海建私下评论黄先生学问，“特擅于思,稍逊于证”，不一定赞同此说，但他也承认康*纵**权柄的手段。
康有为二十一岁，时当光绪四年，还是小镇做题家的康经历了一个身体的癫狂期，日后他在《自编年谱》中以一种惊世骇俗的笔调记述道：“**时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则欣喜而笑，忽思苍生困苦，则闷然而哭。”这一灵异**对他一生的思想和性格成长自是有着极大影响。
康天分很高。他是一个头脑复杂的人，主持万木草堂期间，他已经有了一套复杂的《春秋》三世托古改制思想体系，并试图寻找机会把托古改制哲学运用于现实**。他认为历史是制造出来的。历史都是撰述者为了自身合法性构建的需要而制造的。
一些研究者误以为，康有为实施变法的理论基础是他的两部早期理论著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茅海建爬梳了康的学术思想和**思想轨迹，提出“新学伪经”、“孔子改制”属思考的过程，不是结论，康那时候的思想结论是“大同三世说”。用康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一种由孔子创造、藏于经传口说之中、最终被康所发现的普世性的学说，这种学说规定了人类历史的总方向——从据*世经升平世到太平世，太平世最终是世界大同。
依照“大同三世说”，康是这样用中国经典来解释西方议会的：当时的清朝处于“一君世”（升平、小康）中的“君主之世”而正在转向“君民共主之世”，将来会进入“民政世”（太平、大同）的“有总统之世”（清朝灭亡），最后会进入“无总统之世”（国家灭亡）。清朝正当转向“君民共主之世”之开端，以君权来行变法，也是便宜之计。在康和他的门人们看来，这是最高一级的学说。对这个学说的迷之自信，使康梁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的著作。
以本国历史与文明，来比照、解释西方的事物、制度和精神，这也是转型时期的一种权宜之计，说明他们的思想底色仍是以“中学”为主。在这里我们会看到这一代知识人身上巨大的分裂：他是完全西方化为目标的一次改革的指导者，但他的学术思想与**思想并不那么西化，他最为关注并熟悉*作的，还是中国传统的思想，其中相当大的成分是经学和史学。经史之学，一直是帝制时代中国文人们表达**思想和抱负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康梁的表达方式也是传统的。这就是变法**人在彼一时期的知识水准和实际精神状况：时人视他们“貌孔心夷”（叶德辉语），实际上是他们“貌夷心孔”，从建策来看，多是“貌夷”，从他们的思想底色来看，则是“心孔”。
康、梁当时还不了解文艺复兴后西方思想的变化，对西方的历史和现实有着许多误读和曲解。变法表象上是西方化的**改革，内核中却缺乏必要的思想与理论的准备。康在自编年谱中一再宣称他很早就受“西学”的影响，这不过出于他自我张扬的一贯脾性，从茅海建对康的学术思想和**思想中西学成分的解剖级的量化分析来看，他的“西学”知识大抵来源于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来华传教士和京师同文馆所译之西书，再加上《万国公报》之类的报刊，主要是“声光化电”之类的著作，西方的**经济社会诸学说付之阙如。所以康才会大言炎炎，说议院、民主（民选统治者，与君主相对）和**公举，并非来源于西方，而是出于“几何公理”。说“**之学最美者，莫如吾《六经》也”。他们堕入了这样一个“迷之自信”的怪圈：国家的强弱就看与这些“经义”的关系：“凡泰西之强，皆吾经义强之也，中国所以弱者，皆与经义相反者也。”
这一场完全以西方化为目标的**变革，变革的倡导者却一再声称，你们西方做得好的，全都是“暗合吾经义者”，或“乃用吾经义之精”。中国的**之学只须效法古代的经典就足够了，根本无须取法于西方。——“吾中国法古经之治足矣，本非取于泰西。”
克罗齐说，思想既不是对实在的模仿，也不是装实在的容器,思想作为行动才是积极的。这场变革运动中思想与行动的分裂，正见出了近代中国史的吊诡。
观念的法相，行动的肉身
从读书看康有为思想的境界也能透露出一点信息：在《桂林答学》里，康曾为桂林学子开出三十三种书目，宣示他的“外国”“外学”。
康说：“读书宜分数类，**经义，第二史学，第三子学，第四宋学，第五小学及职官、天文、地理及外国书，第六词章，第七涉猎。”
从中既体会不到欧洲文艺复兴后的思想变化，也感受不到西方近代**、经济和社会诸学说的精义。“外国书”被放到了夹缝之中，与小学、职官、天文、地理同属于工具性质。
这就是一代“西政巨匠”“西学**”的学问底色。对这些思想细节的还原，或许正可以“移开那些庄严的法相，还他个有*有肉的世俗之身”。
梁启超的西学水准高于康，阅读西书的数量也多于康。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检讨光绪年间一班“新学家”的“学问饥饿”：康、梁、谭辈欲构建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已为时代所不容。原因在于，其一，旧思想根深蒂固，其二，外来的新思想，“来源浅觳，汲而易竭”，以至于“支绌灭裂”。此后，他开始就西学而言西学，不再用中国经典去比附、去解读。
**后，康梁在思想上渐行渐远，各行其途。梁在民初较多介入政党**，袁世凯称帝后参与发动了“护国之役”。康入民国后一直处于**舞台边缘，参与了张勋主导的复辟。晚年，康在海外游历，他的《大同书》不再是为一个**、一个族群所设计，而是为整个人类设计的未来，但快速变动的世界，使他对人类必然走向他指明的大同之路的自信，在一点点衰减，他的**对他的信仰与崇敬，也在一点点减退。
对戊戌时康梁思想图景的立体式探究，使我们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的思想从来都不只是**的，它还牵涉到许多个人的、心灵的、实存的、情感的、人生观的层面；了解思想在广大社会中“如微*管中之*液周